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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长河之中，长时间维持大一统国家形式的文明唯有华夏，由此产生的高水平的技术是顺理成章。除了四大发明之外，还有水利工程，如着名的都江堰，大运河等，只有在大一统国家的强力组织下，才能够完成。
可以说，对维持大一统有利或者必须的技术，譬如交通、通讯、军事技术、历法、土地测量以及体现皇权的建筑技术，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位于世界的巅峰。再加上封建小农经济的手工业技术，占据了我国古代技术总量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大一统的社会特点，通过国家行为对技术进行干预，打破了古代技术固有的封闭性，推动了技术的发展和普及。然而这一特点，也使得技术的快速发展只出现在大一统王朝的盛世，一旦王朝崩溃，那么技术体系也随之瓦解。
我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有明显的政治色彩，或者说是为国家政治服务的。这一点在天文学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对星星的运动、日食、彗星等等现象的解释都具有政治目的，讨论的是这种现象与在位君王所作所为、与家国社稷社稷的关系，而不是其背后的科学规律。
有时候，为了讨好君上，甚至人为篡改计算预测的结果，或者为计算错误导致的预报不准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君上的善行感动天地。此外，研究这些天文现象的人都有官职在身，所持观点正确与否不是靠实验观察，而是接受最高统治者的裁决。
君上的裁判，很明显带有强烈的个人好恶，偏向于有利自己统治的一方。获胜的一方加官进爵，所持的观点被奉为真理，而失败者则是被打压甚至丢了性命，他的理论也就变得一文不值，无人问津了。这些都让原本发达的科学陷入了封建礼教的桎梏，无法进步。
另外，从西方科学发展的历程来看，科学的思维来源于思辨的哲学。我国古代哲学思想高度发达，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然而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成为天下正统，作为国家治理者、精英阶层的文人无不浸润其中。
以个人经验进行合理外推，是儒家认识世界的模式，这种模式深刻影响了我国古代科学家的思维。它的好处在于，科学理论在无神论、实践经验以及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发展，相比于西方的神学思想，具有先天的优势，使得科学理论大放异彩。
在日常经验和直观外推能够解释的领域，我国古代的科学理论都有过精彩的论述，比如流星、陨石、化石以及彩虹。然而一旦超出直观外推所能解释的范畴，科学理论就变得含糊不清，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成为了一种自我安慰的诡辩。
举两个例子。其一，着名的两小儿辩日。两个小孩儿从直观感受出发，判断太阳的远近，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于是求助于当时最具威望的孔子。可是孔子并没有比两个小孩儿更高的认知水平，他无法判断谁对谁错。后人没有去追寻到底谁对谁错，或者说形成相反结论的原因，而是作为伟人孔子的笑料四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