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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贺上书建议，对于军事、敌情、地形、民俗等等，都有所重要条陈，并有颇多卓越见解，多被蒋采纳”。第四次“围剿”红军失败之后，他建议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中采取“碉堡战”。其法为：“每收复一地，迅即以克难方式，广修公路，密建碉堡，堡与堡间的距离，以目及弹及为度。在多不在大，重密不重坚，务使纵横参错，列罗成网，目力火力皆能交叉，一堡有警，四方响应，逐步前进，逐步围剿，使包围圈逐渐缩小，然后聚歼”。一九三四年一月，“贺策定东、北两路军合围计划，得到了蒋的同意，立令实施”。东路军在福建相继攻陷建宁、永安、连城，北路军按计划于四月下旬占领广昌。此次蒋介石北巡，贺国光留守行营，待到他获悉红军有突围的迹象后，立即电请蒋介石南返。当他接到出席军事会议的通知之后，立刻赶到作战室，把有关的电文、材料备好，置于蒋介石的座位前。恰在此时，参谋本部第二厅厅长林蔚走进作战室，他笑着问道：
“林厅长，你看今天的军事会议……委座会有什么高见？”
林蔚跟随蒋介石多年，积有一套丰富的“伴帅”经验。他曾向贺国光等人谈起当参谋长的要诀：“要有战略眼光，遇事要抓住重点，要任劳任怨”。还多次说作为蒋介石的幕僚，“最主要的是能揣摩蒋介石的心意，能明了蒋介石重大决策之意图”。为此，他胸有成竹地答说：
“唯委座之意旨是从。”
贺国光似乎懂了这句答话的内在含义，遂赞同地点了点头。
不久，晏道刚、杨永泰、熊式辉相继走进了作战室，大家心照不宣地点点头，分别在各自应坐的位置上落座。
蒋介石终于迈着军人的步伐走了进来，与会者整齐划一地起立，肃然目送蒋氏走到他的宝座前，双手习惯地取下军帽，放在右前方的桌面上，待到蒋氏点头落座后，大家才又像小学生那样坐下，等候着这位“教员提问”或“授课”。
首先，蒋介石拿起面前备好的电文，一页一页地用心翻阅，他那严厉的目光偶尔会停在一页电文上，就像将要发现“新大陆”那样，蹙着眉宇在思索着什么。每到这种时候，与会者的表情就会发生变化，似乎都在暗暗自问：“他又在做什么文章？……”蒋介石那如同电影定格后的表情和目光终于又开始变化，全体与会者随之又下意识地轻轻吐了一口气，等着蒋氏看完全部的电文，发表被他们称之为伟大的宏论。
但是，今天的蒋介石却一改旧习，不仅没有对部属进行庭训，反而微微合上了他那永远射出领袖威严目光的双眼，似陷入了更加深沉的凝思。这时，刚刚有所放松的与会者的心猝然又绷紧了弦，暗自猜度蒋氏的葫芦里将卖什么药。突然，蒋介石站起身来，走到挂着作战地图的大墙下边，仰首看着那张标有各种军用符号的地图。与会者未弄清这是为什么，都机械地仰起头，但目光却停留在蒋介石的表情上。一厅厅长贺国光慌忙拿起那根长长的指看军事地图的教鞭，诚惶诚恐地说：
“委座，给您。”
蒋介石无声地接过教鞭，继续沉吟良久，方才缓缓地转过身来，用双目的余光扫了一下与会者的表情，操着领袖的口气考问道：
“诸位，尤其是贺厅长、熊主席，先于我等获悉**突围的消息，对未来战局有什么想法尽可畅所欲言。”
或许是与会者不想再捱度这无言的痛苦时光，也或许都猜透了蒋介石这盘棋的走法，遂就红军突围的形势和所谓的对策议论纷纷，但他们的发言似乎达成了一种共识：谁也不谈最本质的东西，留给蒋氏一展雄才大略。蒋介石听了片时，也听出了这其中的奥妙，遂举起手中的教鞭，指着赣粤边界的信丰一带，低沉地说道：
“从目前得到的军事情报看，**突围已成定局。但是，**突围后的行动方向却不知。因此，我们在商讨对策之前，必须搞清，或者说猜测、判断他们将去什么地方。”
蒋介石已经出了考题，与会者就遵命应答。经过严肃的讨论，对红军行动方向做了如下判断：
一、由赣南信丰入广东。根据是：赣粤交界大山雄立，交通不便，加之粤系军阀陈济棠与蒋介石有二心，在历次“围剿”红军的战斗中取守势，与东面的蒋鼎文所部、北面的顾祝同所部、西面的何键所部相比较，赣粤交界是最为薄弱的一面。而红军选择弱者突围是情理中事。另外，广东尤其是潮汕一带，历来是共产党闹革命的地方，加之粤地有着长长的海岸线，中共容易打通海上的国际交通，得到必需的军火物资。对此，蒋介石认为有其可能。但他从战略的角度提出了质疑：
“红军利在乘虚，如进入粤境，逼得粤军不得不拼命抵抗，倘被前后夹击，是难于立足的，那是他们的不利之路，去了也无足为虑。”
二、从赣南经粤湘边入湘南，重建苏区。根据是：红军自赣南突围，南天王陈济棠坚拒红军入粤，那红军突围之后唯有沿着粤湘边界入湘南。再者，湘南有着良好的革命传统，红军中的主力有不少是来自湘南，在此重建革命根据地是可能的。对此，蒋介石是赞同的，也是蒋介石最为担心的。尤其当他再想到红六军团突围沿此路线西去，与湘西的贺龙所部会合的现实之后，这种担心愈加严重了。因此，当他听完与会者的议论之后，忧心忡忡地讲了如下这段话：
“赣粤湘边区是政治上的薄弱点所造成的军事薄弱点，且中央红军入湘后有与贺龙部会合之利，应加重视。”
三、红军沿粤湘边界进入湘南之后，一不在此地重建根据地，二也不沿着红六军团突围的路线西去，与贺龙所部会师，而是像当年太平天国北征路线出鄂皖苏区再北进，利用抗日做诱饵，与退入关内的东北军、虽败而不服的西北军，以及阎锡山的晋军等结为一体，转战黄河上下和长城内外。对此，蒋介石在北巡中就感到了这种威胁。因此，他蹙着眉头讲了这样一句话：
“我认为这是当年太平天国北进路线，政治上威胁较大，可以考虑。”
四、红军突围进入湘南之后，一不在湘南重建根据地，二不与湘西贺龙所部会师，三也不沿着当年太平天国北征路线出鄂皖北进，而是经湘西入黔、川北进，与徐向前所部红四方面军会师，在川、陕、甘等地重建苏区。讲到此处，一向爱表现才干的杨永泰再也按捺不住，他大讲特讲了一番孔明图川的历史之后，又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道：
“委座，我们还要考虑**入黔尔后渡长江上游金沙江入川西的可能性。”
对此，蒋介石很不以为然。加之，他对杨永泰的发言不满，当即说：
“这是石达开走的死路。他们走死路干什么？如走此路，消灭他们就更容易了。”
杨永泰一听蒋介石的口气，遂收住了自己的话语。其他与会者也聪明地收口不语。因此，一个议论风生的军事讨论会猝然变得死气沉沉了！蒋介石看到自己的威严所在，有意停顿片刻，操着请教的口气，点名指问一直没有表态的熊式辉：
“天翼兄，谈谈你的看法吧？”
熊式辉清楚蒋介石请自己发言的用意，遂很有分寸地说道：
“该讲的委座都讲了，我均表赞成。再说，我身为江西省主席，更应多考虑**突围之后做些什么。换句话说，如何在江西替委座分忧。”
蒋介石听后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愉悦感。他看了看与会者的表情，又说道：
“不论共军是南下或西行、北进，只要他们离开江西，就除去我心头之患。”
“是的，是的……”杨永泰为挽回面子，忙敲边鼓似的说道。
但是，蒋介石似乎不给杨永泰面子，他继续按着自己的思路说：
“红军不论走哪一条路，久困之师经不起长途消耗，只要我们追堵及时，将士用命，政治配合得好，消灭共军的时机已到，大家要好好策划。”
蒋介石匆匆回到南昌行营立即召开的商讨红军突围后的对策会议就这样结束了。但是，作为军事家的蒋介石非常清楚，时下当务之急是摸清红军突围的真实动机和方向，因此，他又对负责作战的厅长贺国光命令道：
“立即派出飞机搜查，以最快的速度搞清**突围的真相！”
贺国光为落实蒋氏的指示，与自己的副手兼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忙碌起来。晏氏作为行文的高手，天天在撰写向进剿红军各部下达的命令，贺氏则时时都在接收来自各部的有关消息，并交由晏氏转呈蒋介石。对此，晏道刚做了如下的记述：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八日，红军西移前锋迅速达到赣粤湘边。从国民党东路军占领瑞金所得资料中已明确：红军不是战术机动，而是战略转移；不是南下，而是西进。蒋介石在南昌于是日下午七时召集我和贺国光谈，拟定初步追堵的计划要旨，限九时以前发出电令。当时我正患偏头痛，勉力支持草拟计划电文，每隔十几分钟蒋即以电话催问贺国光是否拟就。贺对我说，蒋似迫不及待，持电话听筒之声甚重，要我迅速草拟让他去看算了。依计划要旨发出的电令大意有：（1）西路军何键部除留刘膺古纵队于赣西“清剿”外，主力悉调湘南布防，依湘江东岸构筑工事进行堵截，并以有力之一部在粤湘边境堵击，该部总部移驻衡阳；（）南路军陈济棠部除李扬敬纵队留置赣闽边“清剿”外，主力进至粤湘边乐昌、仁化、汝城间地区截击，该路军总部推进至韶关；（）第四集团军主力集中桂北，总部移至桂林；（4）北路军顾祝同部以第六路军薛岳率所部包括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担任追击。
蒋介石的战略意图是清楚的：那就是把突围的红军团团包围在赣、粤、湘、桂四省交界处，把所谓的“久困之师”——突围的红军再次困而歼灭。但是，蒋介石作为一方的战略统帅十分重视红军统帅部的变化，其中尤其关注毛泽东在此次突围中的作用。因为前后五次“围剿”，国军有过四次惨败的教训，他通过各种渠道获悉，概因毛泽东指挥高明；而第五次“围剿”始有今日，也是因为毛泽东被剥夺指挥大权所致。因此，他又向贺国光和晏道刚下达命令：
“随时掌握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动向！”
……
二
虽说时令已经进入十月上旬，但是，赣南腹地军事重镇于都依然是非常炎热的。就连那令人讨嫌的苍蝇、小咬等蚊虫也照旧与人为敌，搞得人们处处设防，不得安宁。
夜幕笼罩着大地，于都已进入了梦乡，一家祠堂偏房中的茶油灯还亮着灯光。一位体格魁伟、身着红军灰色干部服装，但风纪扣未系的中年人驻步屋中，他蹙眉凝视，似陷入深沉的对往事的回忆中。他右手拿着的那把破旧的芭蕉扇不停地摇着，机械地驱赶着大小不一的蚊虫。他就是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
毛泽东生于湖南韶山，但他被蒋介石骂作山大王却是在江西的井冈山。如果说三湘的江河是孕育一代伟人毛泽东的母乳，那么赣南的大地则是成就当代大军事家毛泽东的第一摇篮。事后追论：湖南留给毛泽东的是文化的沉思和追求，赣南则是把这种文化的沉思和追求化为行动的实验地——坚信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因此，毛泽东自一九二七年九月领导秋收起义上井冈山，到一九三四年十月从江西突围长征的七年时间中，是中国革命最关键的时期，也是毛泽东一生中屡遭打击的年月。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但他敢于向党的总书记陈独秀挑战，他不仅带头批判党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而且第一个在革命的紧要关头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毛泽东是国民党第一、二届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代理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真可谓是官居要职，但是当蒋介石叛变革命之后，他毅然决然地和国民党决裂，抛弃高官厚禄，带着手拿梭镖、鸟铳的泥脚杆子上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等地，建立革命根据地，和蒋介石军事集团争天下，这都显示了毛泽东那非凡的革命家的胆识！
正当毛泽东与朱德等共产党人顺利地粉碎蒋介石第一、二、三次军事“围剿”，并不断扩大江西革命根据地的时候，留居上海的党中央却经历了李立三、王明等“左”倾路线的统治，逐渐把党在白区的力量损失殆尽，不得不相继转移到中央苏区，靠着共产国际的支持，不仅剥夺了毛泽东对红军的指挥权，而且还公然指责毛泽东是“富农路线”、“游击主义”、“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等等。结果，他们拱手把军事指挥大权交给一位既不会说中国话，又不了解中国国情的德国人奥托.布劳恩（即李德）。实行“正规战”和阵地战，反对游击战和带游击性质的运动战；实行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反对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实行“全面出击”、“两个拳头打人”；反对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等“左”倾军事路线，使得中央苏区一点一点地被国民党军队蚕食，最后不得不丢掉中央苏区突围转移。这对一手创建中央苏区的毛泽东而言是何等的痛心啊！（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