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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说谎话？”
“当然是说实话。”
“有的同志在私下说你，中国和外国相比，一定是中国的好；湖南和其他地方相比，一定是湖南好。时下，你是拿中国的橘子和美国的橙子相比……”
“你也可以说美国的橙子好嘛！”
“这不是心里话吧？”
“是心里话！”毛泽东严肃地说，“老佛爷、袁大头是中国人，马克思、列宁是外国人，我毛泽东就不会说老佛爷和袁大头一句好话。曾国藩是我们湖南人，孙中山是广东人，我就拥护孙中山，反对曾国藩！”
“我若说美国的橙子好呢？”
“那也正好说明达尔文的进化论是正确的。”
“你怎么又和达尔文的进化论联系起来了？”
“因为美国的橙子是从我们湖南的辰州移种过去的。”
张闻天忍不住地大笑起来。他于笑中又想起了王稼祥曾经问过他这件事情，方知他是从毛泽东这儿贩来的。也就是在这时，他想起了欲要和毛泽东谈的事情应该让王稼祥参加，故问道：
“你知道稼祥同志在什么地方吗？”
“知道，他在换药，过一会就到这儿来。”
王稼祥历经长途跋涉、湘江大败，他的伤口炎症十分厉害。因此，大夫一见这片橘林是最好的防空之地，就命令把王稼祥抬到橘林深处，为他洗伤、换药。出大夫所料的是，他腹部的伤口完全溃烂，向外渗出污黑的血水。大夫一见慌忙跪在担架旁边，取出一团团棉花蘸着药水，轻轻地擦拭伤口处的污血。他偶尔看看王稼祥那若无其事的样子，边为他治疗边发感慨地说道：
“很小的时候，就听老人说过刮骨疗毒的故事，我不信接受治疗的关公能下棋，更不信关公还赢了棋。今天……”
“要不是亲自为我王稼祥洗伤、换药，你也保准不信我伤成这个样子，还要躺在担架上指挥打仗。”
“对，对……”
“咳！”王稼祥叹完这口气，又凄楚地说道，“你更不会相信我王稼祥的心里，还有比这伤口更痛的心事！”
大夫听罢难以理解地摇了摇头，遂又俯身专心地为他治疗。
王稼祥在毛泽东的影响下，较早地认识了最高“三人团”所犯的军事路线错误。他看到红军在湘江大败，内心也是有着说不出的痛楚，但他作为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还有着一种责任感：那就是这种局面无论如何也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最近几天，他曾和毛泽东、张闻天进行过交谈。他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时下关注的重点，是红军下一步转移的方向。
“报告！”
王稼祥循声一看：是军委的机要员送来了有关文件。他急忙接过，边接受治疗边用心审阅。待他把这几页材料看完之后，他严肃地命令：
“暂停治疗，快把我抬到毛泽东那里去！”
“不急，换完药再去。”
“不行，时下军情紧急！”
大夫拗不过王稼祥，只好把洗净的伤口做个简单的处理，就让守候在一旁的两个民夫抬起了担架，小心地穿过密密的橘林，向着前边走去。或许王稼祥急切想见到毛泽东的缘故，他竟然不顾大夫的反对，从担架上坐了起来，很快就看到了毛泽东和张闻天在橘树下边热烈地辩论着什么。
“老毛，不管你怎么说，美国的橙子个大、味甜！”
“我想你一定还记得这句名言吧：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那你的意思是……橘生美国则为橙，是可以比你们湖南的橘子好吃？”
“是的，这符合我国的古训，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可我们党内的教条主义者呢？……”
恰好这时，王稼祥坐着担架走到了近前，他有些激动地接过了毛泽东的话茬说道：
“他们只知道顶礼膜拜德国的马克思、苏联的列宁和斯大林，就是不承认中国会有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一听王稼祥这番话，遂又勾起了他满腹的积郁，故又借题发挥地说道：
“他们那个小宗派早已下了结论：山沟里是出不了马列主义的！自然，他们就更不准我们中国人发展马列主义了！”
张闻天一听毛泽东的话音，尤其是对小宗派的指责，他本能地感到是那样的不舒服，遂表情凝重并陷入了沉思。
王稼祥一看毛泽东与张闻天那不同的表情，急忙拿出电文与材料，说道：
“老毛，洛甫，军情紧急，这是胡子送来的电文和有关的附件材料。”
毛泽东和张闻天都知道王稼祥说的胡子是周恩来。因此，他们二人快步走到担架旁边，从王稼祥的手中各拿了一部分材料阅看起来。毛泽东首先看的是有关我方搜集到的敌人的材料，他阅后认为整体情况如下：
湘江之战结束之后，敌人根据蒋介石指令，为堵截我中央红军折向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在湘黔交界部署“请君入瓮”的口袋阵。他们奉令一边改变指挥系统，一边快速行军，力争早日到位。“敌军薛岳、刘建绪、周浑元、李云杰等部共十六个师，已到达城步、绥宁、洪江、黔阳、靖县，桂系部队已到达马蹄街、石村、独境山一带，贵州王家烈部则部署在锦屏、黎平一线。”这样，五六倍于中央红军的国民党军已经全部到位，在北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路上，已经布好了“口袋阵”。用敌人的话说：“我们是张网以待，就等着请君入瓮了！”
另外，何键从地域利益出发，为防止中央红军与二、六军团会师之后在湘西重建像江西那样大的革命根据地，又下令在湘西地区构筑了四道防御碉堡线：
第一道碉堡线：
从新宁县城起，经七星桥、窑上、豆子坪、唐家园、五里渡、城步县城、丹口、菁芜、通道县、靖县、让口、东城场、牛埠，至芷江；
第二道碉堡线：
从新宁县起，经江口桥、飞仙桥、马头桥、龙潭桥、石狮子、李家渡、五里湾、铜锣岭、城步县城、江口塘、十四铺、绥宁城、文昌阁、天堂界、靖县、广平、牛角界，至芷江：
第三道碉堡线：
自新宁县起，经飞仙桥、石门司、半山、江口、石山背、西岸市、山口、高坪、茶溪、梅口、长铺子、余家滩、河口、洪江，至黔阳；
第四道碉堡线：
自新宁经安心关、武冈、田心铺、花园、瓦屋塘、西坡、袁马、洪江，至黔阳。
截至目前，这四座碉堡线已经修成的有：绥宁县内砖碉十一座，土碉八十四座，合计九十五座；黔阳县内砖碉七座；靖县境内砖碉六座；城步境内砖碉九座。连同境内砖碉九十四座，共计修成各类碉堡二百零十一座。也就是说，当中央红军经过此地北入湘西的时候，敌人完全形成了近距离的杀伤火力网。
毛泽东看罢这些来自敌方的材料之后，他的第一个印象是：中央红军绝对不能北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他为了尽快知道最高“三人团”是否改变了转移方向，急忙把手中的材料交给了张闻天，顺手又从张的手中拿过了最高“三人团”近期签发的一些命令。令他吃惊的是：最高“三人团”于十二月九日仍然命令中央红军按原定方针西进攻占通道，再准备北上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并严令各军团首长对“总的前进方向不得改变”。毛泽东读罢这些电文，心里就像是压了一块千斤重石，几乎就要透不过气来了！
张闻天看完来自敌人的材料之后，见毛泽东沉默不语，遂与王稼祥交换了一个眼色，以商量的口吻说道：
“老毛，我于军事一道几乎是外行，请你直言：如果我中央红军再执行他们一成不变的转移方针……”
“就等于自投蒋介石张好的罗网！”毛泽东抢先说罢再次陷入了沉思。
“老毛，”王稼祥有些火了，“像这等蠢事，我们绝对不能再干！”
毛泽东突然冷漠地笑了，有点无可奈何地说：
“我早就预料到，他们是一定要干这种蠢事的！”
张闻天一听可真的有些焦急了，他急忙问道：
“稼祥，胡子的意见呢？”
王稼祥讲了他参加的一些军事会议的情况，以及博古、李德与周恩来的态度之后，低沉地说道：
“胡子举棋不定，想听听我们的意见。”
“那好，”毛泽东断然地说道，“立即电告恩来：停止执行北出湘西的计划，改道向贵州进军！”
张闻天是最了解博古的，自然他也知道李德的主观，沉吟片刻，不无担心地说：
“如果博古与李德反对呢？”
“那我们就一起和他们理论！”毛泽东斩钉截铁地下了结论。
……
五
周恩来再次处于左右为难之中！
按照党中央的决定：在中央红军实施突围、转移中，最高“三人团”握有绝对的权力。因此，周恩来作为“三人团”中的一员，对中央红军的命运自然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但是，他在“三人团”中处于少数，加上不懂军事的博古唯李德之命是从，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他就是不赞成，也不会影响“三人团”形成决议。与此同时，他从失败中，尤其经历这次湘江惨败之后，逐渐从“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的认识上升华了，他不仅承认毛泽东过去在指挥红军作战方面是正确的，而且在这次红军突围转移中，毛泽东提出的战略战术思想也是正确的。另外，他敏感地觉察到了张闻天、王稼祥的立场、观点在改变，并在毛泽东的周围逐渐形成了一个反对最高“三人团”的三人核心。从此，毛泽东一人的意见就成了三人的意见。如果最高“三人团”中的博古、李德继续以所谓的多数行使否决权，并坚持他们自认为正确的既定方针不变，他周恩来何以对党负责？又何以向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位同志交代？他就是在这种思想状态下，收到了毛泽东的建议：停止执行北出湘西的计划，改道向贵州进军。他经过审慎的思考，遂决定把这一建议提交最高“三人团”讨论。
李德有着大日耳曼民族那特有的傲慢与自负，同时在他的军事观念中还顽固地认为：最高统帅部就是一切，其他的指挥员只有执行命令的义务，绝对没有干预最高统帅部的权力。这样一来，他必然和个性极强且又有着完整的军事思想的毛泽东形同水火。久而久之，李德对毛泽东就形成了一种很难改变的成见。换言之，只要是毛泽东提的意见，他就不假思索地——几乎是本能地加以排斥、反对。因而，他刚刚听完周恩来讲述的毛泽东提出的新建议，便不无鄙夷地哼了一声，大声说道：
“毛泽东提的西出贵州的方案是错误的，没有必要进行讨论。我们必须坚持既定的北出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方针！”
虽说李德的发言是在周恩来意料中事，但他或许是想到了这步棋事关红军的存亡，也或许是对李德这种蛮横作风的不满，他并没像往常那样，耐心地向李说明有关的情况。他在有意冷落李德的同时，又铁青着脸向博古施加压力：
“博古同志，你的意见呢？”
博古于军事是地道的门外汉，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离开李德这个拐棍就寸步难行。虽说他至今还认为，李德在红军中是最有权威的统帅。但是，他面对一个又一个的失败，尤其是湘江惨败也不能不向自己提出“为什么”？孰是孰非，他没有定见。他再一听周恩来的话音，顿感周的态度也发生了倾斜。因此，他只好又转向李德，向他崇拜的军事权威求救：
“你的根据是什么呢？”
李德在军事指挥方面是典型的教条主义者，他甚至连敌变我也变这起码的常识都不懂。另外，在他的心目中，中央红军之所以遭到湘江惨败这样的下场，就是因为红军是无依托作战。换句话说：中央红军只要北出湘西，完成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就一切完事大吉了！出于同一指导思想，他认为贵州省没有红军开辟好的根据地，中央红军到达贵州依然是无依托作战，难免再遭受新的挫折。所以，他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道：
“一、红军必须有个家，再也不能无目的地到处流浪了；二、今后就是和国民党军队决战，也必须有个牢固的根据地。而北出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就是为了解决这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