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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扣住甘南，徐图发展。我看还是先取川西南比较好，否则，粮食、给养都不好办。”
这时的徐向前并不知道张国焘的政治野心，更不知道张已经做了并继续做有关的文章，他只是凭着军事家的良知和对党的事业负责的态度发表个人意见：
“北打有北打的困难，南打有南打的困难。平武那边，地形不利，硬攻不是办法；松潘地区不利大部队展开，我和昌浩商量，准备扣住黑水，分路迂回突击，或许能够取胜。南下固然能解决目前供应上的困难，但一则兵力有限，二则翻越雪山，且不是长久立脚之地，万一拿不下来，北出将会遇到更大的困难。”
张国焘听完之后，知道徐向前依然是力主北进的。他清楚自己的总指挥的为人，更知道这位和四方面军有着特殊关系的总指挥，已经通过陈昌浩提出辞去总指挥的职务，要求去中央工作。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总指挥请辞在四方面军的本兼各职，从各方面都会造成重大影响的，其中，对他实现篡夺中央大权尤为不利。用徐向前的话说：“他沉思良久，最后表示同意先打松潘，但仍坚持南取邛崃山脉地区的意见。因此起草了一份电报给中央，并且要我第二天去懋功，当面向中央陈述他的意见”。
历经两河口会议，中央完全知道了张国焘的南下战略，可他和徐向前谈话之后，为什么又要徐向前去懋功，亲自向中央报告他南下的战略方案呢？对此，他们二人都没有讲。据笔者揣测，这是张国焘的一石二鸟之计：通过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徐向前之口，向中央再次阐述南下的战略方案，一是表明他在四方面军的地位，同时又可再次考验徐向前的立场。令他遗憾的是，翌日，因李家钰部猛扑我威州前沿阵地，战局紧张，徐向前要指挥部队作战，无法脱身，结果没有去成。自然，张国焘的这一石二鸟之计也就破产了！
陈昌浩和徐向前不同，他和张国焘一块进入鄂豫皖苏区之后，两人就一唱一和，一步一步地控制了党权和军权。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他们对红四方面军的建设既有贡献，也犯有不少原则性的错误，尤其是在肃反等问题上错杀了大批党的骨干。如果套用梁山泊排座次的做法来看，张国焘是四方面军当然的第一把交椅，陈昌浩也是名副其实的第二把交椅。这些年来，陈昌浩与张国焘配合得十分默契。因此，张国焘辞别徐向前赶到陈昌浩的住地，他们两人谈起话来就非常投机了。
首先，张国焘详尽地介绍了两河口会议的经过，接着他又发表了一些观感，最后，他不无轻蔑地说道：
“简而言之一句话，中央红军基本上失去了打恶仗的战斗力，可老毛他们呢？还要摆出一副君临天下的架子，命令我们服从他们的领导，真是岂有此理！”
诚如前文所述，陈昌浩是王明在苏联留学的同学，他在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前，衔恩师米夫之命与沈泽民等回国，向早已回到上海且很不得志的王明、博古等人透露瞿秋白与周恩来在党的三中全会上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为王明上台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王明上台不久，陈昌浩就随张国焘去了鄂豫皖苏区，对中央的历史尤其是中央领导之间的关系是不清楚的。其中令他费解的是，王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有四大金刚之称谓，四年不见，四个人分成两派，其中张闻天、王稼祥竟然支持毛泽东。而今，连在遵义会议上受批判而下台的博古也站在毛泽东一边，公然反对他心目中的领导权威张国焘。因此，他不解地问道：
“他们为什么会听老毛的话呢？”
张国焘讲了他和毛泽东相识共事的历史，又毫无顾忌地说道：
“据我的了解，他长期受博古等人的压制，具有很大的迷惑性。”
几经交谈，陈昌浩完全赞同张国焘的意见：中央在政治、军事上都犯了路线错误。接着，他又以请教的口吻问道：
“张主席，当务之急，或者说时下应该从哪里做起呢？”
到这时，张国焘对如何篡夺中央领导权，似有了比较完整的计划。因此，他断然地答说：
“一、告诫我们的同志，中央政治路线、军事路线都有问题，中央红军遭到如此的惨败，必须由中央负责；二、时下，军事指挥大权，依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我们借口军事指挥不统一，必须把老毛手中的指挥大权拿过来。”
陈昌浩想了想，又问道：
“这第一步棋……”
“就从这儿走！”张国焘取出一纸文稿，“昌浩，你先看看，这步棋会有什么反应？”
陈昌浩接过文稿一看，原来是张国焘拟好的电文：《张国焘建议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致中央电》。他用心地捧读了这份电文，反复地看着电文中的这段话：“我军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反对右倾，要能以坚决的意志，迅出主力于毛儿盖东北地带，消灭胡敌；特别要不参差零乱的调动部队，而给敌以先机之利，及各个击破或横截的可能。”渐渐地他悟出了这是一份“王顾左右而言他”的电文。也就是说，借攻打毛儿盖，向中央隐喻指出：仅仅给张国焘一个军委副主席不行，必须彻底改组中央及军委的领导。陈昌浩又看了看张国焘隐而不发的表情，进一步问道：
“为什么要走这步投石问路的棋呢？”
“一是看看他们的态度，再是要让我们的同志从欢迎的热情中尽快冷静下来。到那时嘛……”
“也就算做到了先礼后兵了！”
张国焘露出了得意的微笑。恰在这时，秘书长黄超走了进来，他有些惶恐不安地说道：
“张主席，中央慰问团就要到达杂谷脑了。”
张国焘沉吟片时，看着冷笑不语的陈昌浩问道：
“中央慰问团到此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看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张国焘微微地点了点头。
“那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欢迎办法呢？”黄超问道。
“四个字，外热内冷。”张国焘想了想答说。
“具体的内容……”
“你就听我和昌浩同志的吩咐就是了。”
“你和陈政委也去杂谷脑？”
“我们两人不去怎么行？这是对待中央的态度问题嘛。昌浩同志，你说呢？”
“是的，是的。”陈昌浩和张国焘相视，发出了会意的笑声。
在张国焘看来，中央派来的庞大慰问团，不是带来中央的关怀，而是对红四方面军进行收买和“招安”的。因此，他与陈昌浩亲自赶到杂谷脑，命令属下打起锣鼓，放起鞭炮，大街小巷都贴满标语，造成一个热烈欢迎中央慰问团到来的假象。实际上呢，他暗下命令，禁止四方面军指战员与中央慰问团成员接触。对此，李维汉曾写下了这段回忆：
我住在省苏维埃的一栋大房子里，住房靠着大厅，出入他们都看得见。表面上，他们对我很好，很客气。原省委书记、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周某，老是陪着我，吃饭也陪着我，吃得很好，但就是不让我接近四方面军的同志。我在杂谷脑只出去过一次，碰到宋侃夫、张琴秋两个熟人。他们这种安排，实际上是把我软禁起来了。周某与我谈话中，流露出瞧不起红一方面军的口气，认为红一方面军衣破、人少、枪少。我对他做了解释。他的意图我也看得出来，不愿意让我当苏区的四川省委书记。我叫他们派两个与四川有关系的人给我，陪我一起到白区去接关系。他们就派了张德生、白载昆陪我……我不能常出门，他们可以经常出门。有一次他俩对我说，张国焘、陈昌浩开过秘密会，策划反对党中央。他们还指着我们住房对面的一排平房说，外面进来的知识分子和干部就住在那里，他们俩也在那里住过。住在那排平房的人，不能随便出去。何柳华（廖承志）等人就在那里住过，实际上被软禁了。
与此同时，张国焘“在一个天主教堂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名义上是传达两河口会议的精神，实际上是讲他自己反对北上的主张”。据时任张国焘通讯队指导员的詹洪海回忆：张国焘在会上公然说“中央有错误”、“右倾逃跑”。说到他参加两河口会议的情形，还对亲信黄超说：“他们办了几十碗菜，还请我喝了当地出的酸酒。他们请我吃，我就吃，我们不仅不请他们吃，还要跟他们好好算算账。他们这些人把兵都带光了，还要往北跑，不能允许他们这样无止境地逃跑，这是仍然坚持错误路线。”
正当张国焘继续策划篡夺党中央大权的时候，黄超手持一封信走进来，说道：
“张主席，这是曾中生写给中央的信，您看如何处置？”
曾中生虽然被张国焘下令严密地关押着，但他的革命经历和革命精神感动了看押他的同志，使他从欢迎中央慰问团的锣鼓声和鞭炮声中，知道了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消息。“他心潮起伏，热泪盈眶，立即奋笔疾书，给党中央写信。他深信，党是了解他的，要求中央对他的问题作出正确结论，以便重新为党工作。”这就是黄超交给张国焘那封信的由来。
但是，“做贼心虚的张国焘知道这一情况后，感到十分恐惧，更害怕曾中生同志被释放后，向党中央揭露其错误和迫害曾中生等同志的事实真相”，遂把曾中生写给中央的这封信扔在了一边，又冷漠地笑了笑说道：
“一定要看好他们，不准中央慰问团的成员和他们接触！”
恰好这时，中央慰问团要求与张国焘晤谈。他认为时机到了，遂利用与中央慰问团领导会面的机会，在明确表态不欢迎李维汉出任苏区省委书记之后，又公然提出向中央要权：
“我自两河口回来之后，已经见到向前、昌浩两同志，大家都关心统一组织问题。”
李富春听后愕然，沉吟片时，有意问道：
“两河口会议之后，中央不是已经解决统一指挥的问题了吗？”
“大家认为还是很不够的，尤其是总司令部的工作需要充实。”
“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吗？”李富春有意地问。
“大家的意见是：向前和昌浩二同志参加总司令部工作，向前任副总司令，昌浩任总政委。另外，军委应设常委，统一指挥两个方面军的军事行动。”
李富春听后深感事态严重，遂当面答应向中央反映张国焘的要求。他回到下榻处之后，当即以个人的名义给中央发了一则电文：
朱、周、王、毛：
张国焘来此见徐、陈，大家意见均以总指挥迅速行动，坚决打胡为急图，尤关心于统一组织问题，商说明白具体意见，为建议充实总司令部，徐、陈参加总司令部工作，以徐为副总司令，陈为总政委，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我以此事重大，先望考虑。立夏。
富春
一九三五年七月六日一时
李富春于凌晨一时向中央发完这份急电之后，又和慰问团的其他成员进行紧急磋商，决定近期结束慰问任务，赶回中央复命。行前，由林伯渠向李维汉传达张国焘的意见：不欢迎他出任苏区四川省委书记。他们的心里都在焦急地自问：
“中央将如何对待张国焘伸手要权的行为呢？……”
七
两河口会议之后，毛泽东为了部署松潘战役，于六月三十日清晨就踏上了北去的征程。在两河口与卓克基之间，横亘着一座大雪山——梦笔山，山高与夹金山差不多。由于红军在翻越雪山时积累了一些经验，“上山前每人喝了辣椒水，又用被子、毯子等将身体裹了起来，在爬山中注意了不讲话，不休息，发扬阶级友爱精神”，因而，这座上下有九十里的大雪山比较顺利地跨越了过去。
但是，这次雪山行军“道路崎岖，河沟纵横，气候多变，队伍难以行走，骡马障碍更多”；加之这里是藏族区，“沿途遇到反动派的阻挠，他们胁迫藏民坚壁清野、对我们放冷枪，杀害我们掉队的人员。我先头部队经过一天一晚还不能进入卓克基，反动派威胁群众凭险抵抗。最后他们退入镇外的有七层楼的土司家，仍准备负隅顽抗，红军夜放照明弹，这土司才仓皇逃走了”。就这样，红军先头部队才进占卓克基。
毛泽东与周恩来等中央、军委首长进入卓克基，全村几乎跑得空无一人了。由于毛泽东在长年战争中养成了一种习惯，那就是每到一个新进占的地方，就利用警卫人员安排住处的空隙，较为认真地对地形地物做实地考察，因此这次他照例又带上一个警卫员走上街头，看看藏民聚居的卓克基建筑的特点。他兴趣极浓地发现：这里的“房屋多用石头筑成，街道也是大石板地，窄而潮湿。镇外散布着一些楼房。土司家是一座大建筑，可住上千人，有七层，最下一层是关牲畜的，上二层楼有一根粗大的木头做‘梯子’，可以叫独木梯，每隔大约一尺，便在左右削去一片来踏脚，人能一左一右踏着上二层，但牲畜不能上去。二层三层住一般仆从或士兵，四五层住家属或官吏，六层为仓库，保存各种贵重物品，七层设有经堂，内有佛像、佛经、拜佛用的陈设，非常清洁”。他怀着极大的好奇心，对这位土司做了一番考察。据一些年长且无力逃走的藏民奴隶说：“这个土司曾经在成都上过大学，母亲是个汉人，因此，他家在生活习惯方面有许多汉族的东西，如家中用品很多和我们一样，有汉文字画，藏有很多海味。”等等。由此，毛泽东又陷入了深思……
自从红军进入藏族地区以后，最大的困难是历史造成的民族矛盾。毛泽东亲身体会到：“藏民受了川军及本地反动派的欺骗宣传与强迫命令，都躲避起来，根本买不到粮食。因此，青稞麦、玉米、荞麦等，每天不能保证两顿饭，食盐也逐渐断绝了。”另外，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红军欲要完成北出四川、创造川陕甘苏维埃政权的重任，必须先要顺利地渡过南北长达两千余里的藏族区。怎么办？他由这位土司的母亲想到了文成公主，并由文成公主想到了历代帝王的和亲政策，待到他想到红军过彝族区之后，他认为必须制定一项严格的民族政策，让藏民逐步认识到红军是自己的队伍之后，红军所要经受的一切困难就能迎刃而解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