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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话。
就在一方面军的指战员沉浸于会合的欢乐之中时，毛泽东与张闻天等又赶到了周恩来的住处，一致商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明日——九月十二日在俄界召开。在讨论到红军改变编制的时候，周恩来主动提出：
“我看这次是到了泽东同志出山的时候了。”
周恩来的提议是真诚的，也是实事求是的。自打遵义会议之后，周就力主由毛泽东出任党的领袖、红军的统帅，但是周清楚毛泽东深知革命策略的重要性，不想因为他的出山而影响党的整体利益，在这段特定的历史时期，他为危难中的党和红军多做实事比争名分为好。因此，周恩来不仅赞成毛泽东提名由张闻天在中央负总责，而且还欣然接受毛泽东建议自己当新三人团“团长”。可是，在具体的实践中，周这个“团长”处处支持毛泽东这位“团员”的战略构想，并尽最大的努力克服一切阻力，从思想路线到组织措施，都为实现毛泽东的战略构想提供了可靠的保障。对此，毛泽东、张闻天等都看得清清楚楚。
时下，周恩来经过深思熟虑，认为毛泽东到了出任名副其实的军事统帅的时候了。其一，在红军处于最为艰难的时期，统帅是军队的核心，是打胜仗的保证。周恩来非常清楚，自打井冈山起，红一、三军团就是在毛泽东、朱德等同志的领导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对毛泽东有着一种特殊的信任感。时下，由毛泽东出任军事统帅，对受到严重损伤的红军来说，无疑是一种最好的凝聚力。其二，周恩来除去敬服毛泽东的军事战略之外，他也看到了自己大病未愈，难以倾全力应付瞬息万变的军事态势。因此，他认为此次军事整编，必须由毛泽东为统帅。
对于周恩来提议的良苦用心，毛泽东是完全明白的，而且也是理解的。但是，毛泽东的革命信条是：为中国革命做事，绝不为自己谋官。事实上，他早在十一年前——也就是他刚过而立之年的时候，在国民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就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并出任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而这时的蒋介石仅仅是黄埔军校的校长，尚未进入国民党的领导核心集团。若是为了当官，他可以沿此仕途走下去，凭借他的思想和才干，一定会在国民党中飞黄腾达起来的。但是，他为了真理，毅然抛弃了在别人看来一生都得不到的官位，带着一无所有的工人和农民上了井冈山，开始了创建红军并与蒋介石争天下的时期，这是何等的气魄啊！
另外，毛泽东的为人，还有着常人所不知的一面，那就是只想默默地做事，绝不想与人争抢所谓风头。早年，他在致萧子升的一封信中，曾借用匏瓜和牡丹剖露自己的心迹：“若知夫匏瓜乎？阳动土暖，茁乙布薆，缠牵成蔓，不能自伸。苟无人理，则纵横荆棘之颠……然而秋深叶萎，牧竖过往其间，剔草疏榛，则累累之物，大者如瓮，乃是蔓之瓜也。反而观之；牡丹之在园中，绿萼朱葩，交生怒发，蓄皇光晶，争妍斗艳——孰知秋至凉归，花则枯矣，实不可得。”“牡丹先盛后衰，匏瓜先衰而后盛，一者无终，一者有卒。”故他的做人格言是：“吾唯匏瓜之是取也。”换成今天的话说：他绝不学争妍斗艳、先盛后衰的牡丹，而愿做苟无人理、实结累累之物，大者如瓮的匏瓜。只要读者稍许回忆一下毛泽东在长征中的贡献，就一定会赞同毛泽东的上述论及。
时下，毛泽东不仅受着自己做人信条的戒约，而且他还清楚博古等同志对自己有成见，在这种情况下，还是由周恩来出面，自己在背后多做些实事为好。所以他听了周恩来的话后，忙又摆了摆手，恳切地说道：
“不，还是由恩来你挂帅为好。”
对于毛泽东的军事才能，张闻天一直是钦佩的；就连博古、凯丰等同志，在历经长达九个月的战争实践，尤其是与张国焘等人近三个月的较量，也都为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和策略手段所折服。因而，当他们听到毛泽东推诿的话后，都相继表态：支持毛泽东统帅这八千余名紧紧跟着中央的红军。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欣然应命。
事后追论：仅仅从这时的毛泽东、周恩来等对党权和军权的态度，我们不仅看清了他们与张国焘的区别，而且也看出了野心家张国焘是何等的丑恶！
由于朱德总司令跟着张国焘去了左路军，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四方面军没有北上之前是很难回到中央，主持红军总司令部的工作。由谁暂行朱德总司令的职权呢？毛泽东与周恩来、张闻天等一致同意，由彭德怀出任。
接着，中央决定由毛泽东与周恩来找彭德怀谈话，请彭在俄界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改变军队编制的报告。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甘肃省俄界召开，史称“俄界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博古、毛泽东、王稼祥、凯丰、刘少奇、邓发、蔡树藩、叶剑英、林伯渠、李维汉、杨尚昆、李德、林彪、聂荣臻、朱瑞、罗瑞卿、彭德怀、李富春、袁国平、张纯清等。周恩来因为这些天来过分劳累，身体再度不适，没有出席俄界会议。
毛泽东首先做报告。
毛泽东报告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北上与南下方针的争论。他指出北上的方针是“中央六月十八日决议，现在中央坚持这个方针，有同志反对这个方针，有他机会主义的方针，这方针的代表是张国焘、陈昌浩，中央已经过与他许多联系，但至今尚未达到”。在扼要地讲了张国焘在北上问题上出尔反尔的经过后，又针对徐向前、陈昌浩改变态度南下讲道：“徐、陈当时表示，要他走路回草地是不好，但北上有王均、毛炳文，走草地没有王均、毛炳文，这是他根据的机会主义观点。所以，张国焘坚决要他回去，他便主张回去。”
接着，毛泽东又代表政治局对四方面军的领导和路线做了评价：在鄂豫皖、南通巴时期，“一般是正确的”。但是，“从南通巴出来便不正确了，他退出南通巴，是在中央区红军退出中央区之后，那时他觉得南通巴孤立，决定到宁夏，又觉得宁夏有敌人骑兵（大概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决定到西藏。四方面军退出南通巴，是不正确的，打了胜仗为什么要退出？有什么理由？我想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央苏区变为游击区，中央红军退出中央苏区”。由此，又讲到在根据地问题上和张国焘的分歧：“背靠一个可靠的地区是对的，但不应靠前面无出路、背后无战略退路、没有粮食、没有群众（少数民族逃跑了）的地方……所以我们应当到甘肃才对，张国焘抵抗中央的决议是不对的。”
由于时下红军只有八千人枪，中央在坚持北上方针的同时，必须做些适当的调整，那就是“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国际的指示与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为此，“中央要到能够指挥全国革命的地区去，即使不能达到目的地，我们也不致做瓮中之鳖，我们可以到各处去打游击，即使给敌人打散，我们也可以做白区工作，我们可以去领导义勇军”。总之，毛泽东对未来的局面做了最坏的估计，但又充满着信心，明确指出：实现这个北上的方针“是可能的，在地形上、敌情上，加上正确领导，加上克服困难的精神，无疑的是可能的”。
在谈到与四方面军的关系时，明确指出：“是党内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最后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不赞成马上就做组织结论，原因是“我们现在还有两个军（原五军团与九军团），还有很多干部在那里，我们还要尽可能工作，争取他们……我估计，他还有来的可能，自然也有不来的可能”。
就在毛泽东做报告的时候，张国焘于九月十二日十时，给中央发来一则“违抗命令、分裂红军”的电文：
林、聂、彭、李并转恩、洛、博、泽、稼：
一、据徐、陈报告：三军撤去脚杖寺、班佑警戒，乘夜秘密开走，次日胡敌有番反占班佑。三十团开班佑，在途与敌遭遇，团长负伤，伤亡百余。贯彻战略方针岂应如此。
二、红大已分裂，剑英、尚昆均须（？）逃，兄等未留一人在徐、陈处，用意安在。
三、兄等走后，次晨胡敌即知彭德怀部北窜，请注意反动乘机告密，党中央无论有何争执，决不可将军事行动泄之于敌。
四、诸兄不图领导全部红军，竟率一部秘密出走，其何以对国际和诸先烈。
五、弟自信能以革命利益为前提，虽至最严重关头，只须事实上能团结对敌，无不乐从。诸兄其何以至此，反（？）造分裂重反团结，敬候明教。
国焘亲笔（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