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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许官员狎妓，革命当然就可以开放了，封建礼法要“存天理，灭人欲”，革命当然就得“灭天理，纵人欲”了。对于多数革命党人而言，革命嘛，就是一种解放。解放嘛，当然首先得解放**。革命军政府好不容易筹来的钱款，好多都送进了酒楼妓院。而一旦钱没了，很多民军则整队人马出来抢劫，和盗匪无异。
对于这样的革命，商民百姓当然大失所望，在他们看来，现在混乱的局面，或许还不及清朝统治的时候好些。
这也就是尽管武昌首义后不久，中国的多数省份都宣布独立了，看起来革命军声势浩大，人多枪众，而为什么占了这么多省份的革命党人，却在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其实不很情愿的情况下，依然几乎全体一致地要跟军事强人袁世凯妥协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样土匪一样的民军，想要和袁世凯正规的北洋军对抗，简直就是个大笑话。因此在总统换人之后，留守在南京的黄兴主动将其大部分都解散了，在打发广东民军回老家的时候，还发现大量下级军官在南京都娶了妻室（这些人多半家里还有一位！）。后世的历史教科书一直对黄兴主动解散南京留守府颇多恶评，更有上纲上线的爱国愤青认为黄兴背叛革命向袁世凯主动投降！但知道个中真相的人都明白，黄兴的作法是完全正确的。
依靠这样的军队，能成事才怪。
革命党人及其军队的不堪一击，在二次革命的时候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杨朔铭知道，在他现在所在的江西，李烈钧还算多少打了几仗，而其它地方的民军，在北洋军一到的时候，好多都是一枪没放，就倒戈的倒戈，逃命的逃命。转眼之间，胡汉民和陈炯明就成了光杆司令，只好也脚底抹油走人。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的家乡广东，号称革命党人最多的地方，就这样一下子没了，一点面子都没给。
对于“二次革命”最后是什么结果，杨朔铭其实早就知道得清清楚楚。
在确切地知道了自己所处的历史时空之后，在养伤的这些天里，除了和黄家美女闲聊之外，杨朔铭也想过能否助李烈钧一臂之力，改变“二次革命”的结果，但他在思考了多次之后，还是放弃了这个不切实际的想法。
自己毕竟不是奥大天使，人家穿越好歹还带了一张PS的和孙中山先生的合影照片，可以用来骗取革命士兵的信任当上革命军的司令。而他是光身穿越来的，虽然本人有点本事，但面对眼前的形势，根本就有心无力。
哪怕自己能帮助李烈钧守得了湖口要塞，而势单力孤的江西讨袁军在袁世凯优势的北洋军进攻下能够坚持多久，他是想都不愿意想的。
想想贺黑驴只是在左轮手枪的子弹上小小的做了下手脚，就差一点儿要了他这个穿越者的命，就能够知道这样做的结果。
在这个混乱而动荡的时代，想要改变历史进程，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事实上，“二次革命”的失败，本来就是必然的。
辛亥革命与其说是一场暴力革命，倒不如说是一场和平的政权更迭。在民国建立后，民心思定，反对武力解决问题是当时国内的主流，而在当时“宋教仁遇刺案”还未真相大白的情况下，以该案和袁世凯大借款为理由发动的这一次讨袁战争，根本就得不到社会各界民众的认同和支持。在当时有人甚至指斥发动者是以“反袁”为借口，实质上是为了权力之争，用革命的名义“绑架”全国人民！
杨朔铭并不怀疑孙中山等革命先驱的政治理想和纯洁信念，但在“宋案”尚未盖棺定论、法律解决方式仍在进行当中的时候就仓促的兴起军事讨伐，这对正处于摸索阶段的共和民主政治，何尝不是一种急躁的伤害？
而更为讽刺的是，“二次革命”的结果反而给了袁世凯这个军事强人以统一全国树立威权的最好机会。和历史教科书宣扬的正好相反，所谓的“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长期的社会动荡使得广大民众期待一个强有力的领袖和中央政府出现。因为市井平民并不会主动接受什么“革命大义”，他们当时最希望的是尽快恢复秩序，能够过上太平的日子，袁世凯的北洋军阀集团却正好成了全国人民所期盼的安定力量和太平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