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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四年的艰苦恋爱后，1985年春，李馨向叶明提出了结婚的事。她说：“我们结婚吧。”
当时，李馨只有20岁，刚够法定婚龄。叶明呢，虽然已经28岁，但他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什么时候结婚，甚至没有认真考虑过要不要结婚，似乎那仍然是一件离自己十分遥远的事。因此，对叶明来说，这是一个陌生而又沉重的话题，心里也不觉为之一怔。他正在看书，便抬起头来，认真地审视李馨，好像要从她的脸上确定她说出的话的真实性。
“我是认真的。我们该结婚了。我觉得结了婚，生活更好安排一些。”李馨一向表情严肃，说话干脆，简洁，直截了当。
叶明知道，她说的生活，就是能有一个自己的家，就是涉及吃饭睡觉，养家糊口这类问题；更进一步说，就是把两人的关系牢固地固定下来。
其实，就眼前而言，叶明把婚姻看得不是特别重要。虽然他没有结过婚，但似乎已经尝试过婚姻生活了，对此有一种“不过如此”的感觉。在正处于自我膨胀的叶明看来，人一生，无论怎么样，得有追求、有事业心、有自己的理想。而有了这一切，似乎什么都不那么重要了，也包括婚姻。有了理想和事业，什么都有了，还怕没有婚姻吗？另外，婚姻就是一种古老刻板的生活程式，它可能是事业和人生的累赘。但是，对李馨来说，婚姻就是她的一切，是事关一生幸福的头等大事。他们对婚姻的理解和需要，大相径庭。
叶明的大脑飞快地转动着。结婚，就意味着叶明的身上多了一份责任，就肩负了两个人的前途。说实话，叶明对自己能否胜任家庭生活，能否真正胜任李馨的丈夫这一角色，没有太大的把握。他在心里对自己说：“我不知道自己能否承担起这一切。”然而，他明白，一旦答应了她，自己就必须承担起属于自己的责任。因此，这一问题对他来说有些唐突。
考虑了许久，他说：“你可要考虑好。如果和我结婚，我会尽我的努力使你幸福，但你不一定就会感到幸福。”思索了片刻，他接着说：“我只能尽我的努力，但结果怎么样，我不能向你保证。因为每一个人对幸福的理解和感受是不一样的。而一旦我们结了婚，我是不会离婚的，我害怕因离婚带来的种种麻烦；如果我们的感情出了问题，或者你不想和我在一起生活了，我就离开这个地方，永远不再回来。”
“我考虑好了。不管以后怎么样，我都跟你了。”
叶明点了点头。算是答应了。
话又得说回来，李馨不和叶明结婚又能怎么样。他们相处了四年，在这样一个小镇上，任何一个人都知道，她早已经是叶明的人。而且，在她的生活范围里，似乎也没有比叶明更合适的人选了。叶明不知道，她是不是出于这个原因，才决定和自己结婚的。谈恋爱的时候，他们就经常吵闹，自从她那次服毒过后，叶明就再也不和她争吵了。他处处小心翼翼，害怕伤害她，害怕惹恼她；出门看天色，进门看脸色，几乎对她百依百顺。他有时候想单独呆一会儿，但首先要征得她的允许；无聊的时候，他想出去溜达一下，但要看她的心情是否高兴。在对她百般忍让的时候，叶明心里其实很苦。同时，叶明也感觉得到，迁让也并不见得就真正能使她快活。他们的个性都太强，都不甘愿向对方真正地屈服。他们之间在性格上和对待事物的态度上的种种冲突，只是暂时地因叶明的退让而被掩盖了。它总有一天还会不可避免地暴发。其实，在他们恋爱期间，如果叶明稍有松懈，或者在这一时期她能遇到一个比叶明条件稍好而更有勇气的人，也许他们就分手了。但是，在这个小镇上，没有这样一个人来取代叶明。他无法拒绝李馨。可以这么说，叶明是有点儿勉强地答应和她结婚的；因为她为爱情付出了那么多，拒绝她是说不过去的，叶明的良心也会因此不安。但很可能，她也是有点儿勉强地提出这个问题的。或许是因为他们都为他们的爱情付出了那么多，付出了那么多的时间和热情，付出了那么多的幸福和痛苦，仅仅出于生活的惯性和无奈，甚至可能仅仅是出于对社会舆论和家庭的反叛，他们走到了一起，并且不得不面对婚姻大事。
“你只是点头，就没有话可说？有什么想说的，现在就说出来。”
叶明深思良久，说：“我有个想法，我们要生活在一起，对生活都有自己的习惯或者要求，最好把这些都写下来。”
李馨有些不耐烦，但两个人准备结婚了，不耐烦也得耐烦：“你觉得有这个必要，就写下来嘛。”
“第一，我们都必须尊重对方的爱好和生活习惯；第二，我不当家，你当家；第三，不能得罪我的朋友；第四，不能干涉我写作……”
面对这么多条款，李馨也很干脆：“这些都可以。这只有一条：不管什么事情，不准欺骗我。”
叶明坚定地说：“可以。”
就这样，他们都有点儿心不甘情不愿地决定了自己的终身大事。（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