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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书坑儒
焚书坑儒，又称“焚诗书，坑术士，术士即儒生。
秦始皇在公元前1年和公元前1年焚毁书籍、坑杀“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
焚书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1年)，博士齐人淳于越反对当时实行的“郡县制”，要求根据古制，分封子弟。
丞相李斯加以驳斥，并主张禁止百姓以古非今，以私学诽谤朝政。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下令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对不属于博士馆的私藏《诗》、《书》等也限期交出烧毁；有敢谈论《诗》、《书》的处死，以古非今的灭族；禁止私学，想学法令的人要以官吏为师。
李斯反驳道：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此即为“焚书”
坑儒
《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闻(侯生、卢生)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巿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
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訞言以乱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馀人，皆阬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後。益发谪徙边。始皇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於上郡。
《史记·儒林列传》：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
在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1年)，方士卢生、侯生等替秦始皇求仙失败后，私下谈论秦始皇的为人、执政以及求仙等各个方面，之后携带求仙用的巨资出逃。秦始皇知道后大怒，故而迁怒于方士，下令在京城搜查审讯，抓获460人并全部活埋。
历史上并无焚书坑儒一事，这纯属后人的杜撰。持这一观点的是民国时期兴起的“疑古派”，近几十年的出土文物，有力地支持了司马迁《史记》的真实性，从而证明了“疑古派”观点的不成立；
坑儒的确坑了一些人，不过那只是些方士，或称术士。秦始皇焚《诗》、《书》，医、卜之类的文籍，不在焚烧之列。司马迁所著的《史记》中，从未提起过“坑儒”二字。且司马迁与汉武帝年龄相仿，按最迟计算（汉武帝崩于公元前87年），司马迁距离焚书坑儒发生的时间，最远不过10多年。10年的时间跨度，是什麽概念？就相当於今天的01年到1896年（清光绪年间）的跨度。司马迁从十多岁起，就开始遍游中国，二十三岁的时候，其父司马谈去世，司马迁就已经接任其父的职务，担任汉太史令了。如果从司马迁0岁开始算起（-147年），距离焚书坑儒（-1年）的时间跨度，不过65年而已。即相当於011年往前推65年（相当於中华民国时期的1946年）。在这样一个狭小的时间跨度之内，以司马迁的学识和所处高层的地位，焚书坑儒这样大的事件，不可能不清楚。
此为坑儒。
而焚书坑儒并不是一件事，而是两件事，焚书最先来源于郡县制的辩论中，丞相李斯斥责儒者依古制实行分封制的主张不合时宜。
所焚何书？为何而焚？
最主要的一本是《尚书》，因为尚书记载上古圣王的治世理念，而秦始皇自以为“功高三皇，德迈五帝”，所以要用自己的治世观念代替上古圣王的治世思想，欲厚今乃焚古。
其次是《诗经》，因为诗经中多赞颂历代君王，始皇不愿有六国遗党颂六国先王。
但，最最重要的或是一本方士《道经》。这道经非现在的老子道德经。此经唯留十六字，十六字心传。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古文尚书·大禹谟》）
《荀子·解蔽篇》中也有类似的引注，称：“《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几，惟明君子而后能知之。”
所坑何人？为何而坑？
所坑非儒，而是方士。
因方士所言长生非始皇帝所能修成，长生也非是小小丹药所能达到。（己心不净，何以修行？何以长生？人人本有长生草，己心不净，田园荒芜，何以种得长生。海外三仙山，蓬莱，方丈，瀛洲，不过是人身三大丹田。外求何处求……）
方士接近始皇，非要炼药寻丹，乃是要传《道经》于天下。
始皇恼羞成怒，认为方士们在耍弄自己。于是，先焚道经，后坑方士。
秦始皇在政治、经济上实行的改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还在统一之初，就在要不要分封诸子为王的问题上发生了一场争论。以丞相王绾为首的一批官吏，请求秦始皇将诸子分封于占领不久的燕、齐、楚故地为王。认为这样有利于巩固秦的统治。但廷尉李斯则坚持反对态度。认为，春秋战国诸侯之所以纷争，完全是西周分封制造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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