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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炮兵
咸丰四年（1853年）曾国藩还编练了十营水师五千人。每营快蟹一、长龙十、舢板十，兵士水手四百二十五人。到咸丰六年湖口之战后，因大船损失不小，遂改定营制：长龙船八艘，舢板船二十二艘，全营有战船三十艘，兵士水手共五百人。水师装备的大炮基本为洋庄，即外购或自制之西式洋炮。快蟹、长龙船各装备有头炮两尊（重八百至一千斤不等）以及边炮四尊、梢炮一尊（以上均重七百斤）；舢板装备有头炮一尊（重七、八百斤）、梢炮一尊（重六、七百斤），另有转珠腰炮两尊（重四五十斤）。
综观湘军营制，可以发现：湘军与绿营一样，并无建立独立的炮兵部队建制，仅在营下附属两队。此外，装备仍以旧式的劈山炮为主，新式洋炮很少。其原因大致有三：一是外购不易；二是与洋人接触较少，尚不完全了解新式洋炮的威力；还有一点是与曾国藩的保守思想有关。曾国藩自始就不认为洋枪洋炮为“利器”，他在给曾老九的信函中曾这样告诫道：“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鲍春霆并无洋枪、洋药，然屡当大敌。前年十月，去年六月，亦曾与忠酋接仗。未闻以无洋人军火为憾。和[春]、张[国梁]在金陵时，洋人军器最多，而无救于十年三月之败。弟若专从此等处用心，则风气所趋，恐部下将士，人人有务外取巧之习，无反己守拙之道，或流于和、张门径而不自觉。不可不深思，不可不深省。”
正因如此，湘军的装备长期得不到提升，对其作战方式和效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例如在安庆、天京诸次围攻战中，湘军都是由“曾铁桶”通过长期围困，最后用挖地道爆破的方式奏效的。到了平定太平军、捻军以后，曾系湘军大量裁撤，左系湘军远戍西北，湘军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装备上，再难望淮军之项背。
近代炮兵的含义，并不仅仅是看新式大炮的使用。鸦片战争后，各地陆续购入了少量新式军械，如江南大营中就有数目不少的洋枪洋炮，但*练、使用仍是旧有方式，更无独立的炮兵编制，仅起了点缀品的作用。所谓近代炮兵，更重要的还在于引入西式的*练、作战方式和采用相应编制，有一个全方位的提高。从这点来讲，湘军之间仍未产生近代意义上的炮兵。中国近代炮兵的产生于淮军之中，而它的产生除了受到在上海的英法军队的影响外，独特的“常胜军”－－洋枪队，也对它起了催化作用。
常胜军前身是1860年6月由美国人华尔在上海建立的洋枪队。当时正值江南大营败亡，太平军忠王李秀成的大军连克苏、常，进抵上海城下。时清军已溃不成军，苏松太道吴煦一面向驻上海的英法军队求助，一面与上海富商杨坊赞助美国人华尔（fredricktownsendward）建立了“洋枪队”，驻营松江广福林，配备西式武器，照西法组织训练。开始只招募了数百吕宋人为雇佣兵（清政府文函中称为“黑鬼”），以欧美人为军官（“白鬼”，多为逃兵、水手等）。7月15日，松江太平军陆顺德部主力进军上海七宝，洋枪队在清军参将李恒嵩部配合下，乘虚袭占松江，首战告捷。但紧接着在8月9日的青浦之战中遭到李秀成的反击，损失惨重，丢失大炮十余门。不久以后，洋枪队曾被英海军提督何伯遣散，华尔也曾一度以危害及租界安定的名义被逮捕，旋无罪开释。到1861年下半年，华尔在上海官绅和富商的资助下，重建了洋枪队。这次改以招募华人为士兵，而以西人为军官，华尔自为统领，美国人白齐文（henryandredburgevine）、法尔思德（edwardforrester）为副统领，初拟编练八百人。到1862年初，洋枪队发展至一千二百余人。2月5日，洋枪队在天马山击败太平军，14日由江苏巡抚薛焕正式授予“常胜军”的番号。之后，常胜军与英法军和清军一起，凭借优势的火力，先后在高桥、肖塘、泗泾、王家寺、周浦、南翔、嘉定诸战中连连得手。虽在6月份一度在青浦被李秀成围歼一部分，但总的力量仍呈发展态势，达四千五百人。
到1962年秋时，常胜军发展到了鼎盛期，总人数多达六千五百人，编为五个步兵团和一个狙击兵团，分别装备滑膛毛瑟枪和恩菲尔德来复枪。常胜军的炮兵非常强大，也是头一支主要由华人组成的近代炮兵部队，编成四个攻城重炮中队和两个野战炮中队。配有二十四磅榴弹炮三门、十二磅过山炮十八门、三十二磅榴弹炮四门、八英寸口径大炮两门、臼炮十二门，火箭筒若干具。此外，常胜军还有一支庞大的内河舰队，有轻便战船三百余艘（后期减至五十余艘），每艘装有六磅或九磅炮一门；装甲汽轮三十二艘，各有三十二磅炮和十二磅炮一门。
华尔于1862年9月在慈溪阵亡后，经白齐文、奥伦先后统带后，于1863年3月由英军少校戈登继任统领。戈登时期常胜军编制稍作调整，因新任江苏巡抚李鸿章的要求，人数下降到三千五百人左右。但炮兵变化不大，仅将中队改称连。炮兵连的人员编配，依装备火炮的种类而定，一般在144－174人之间，通常包括正副连长各一名、上尉两名、军曹一名（以上为西人）、旗手军曹一名、军曹六名、伍长十二名、炮手一百二十至一百五十名（以上为华人）。所配火炮的形制与前无大变化，数量略有增加。
常胜军在苏南诸战役中协助淮军，出力甚大。因英法军的行动仅限于上海附近，故当淮军打出上海后，全由常胜军配合作战。因当时淮军初换洋枪，炮队较少而不齐，每至攻坚，往往仰赖常胜军甚多。常胜军中的重炮，如三十二磅炮，在太仓、昆山及以后的苏常等地的攻坚战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常胜军中的一些主力火轮，如“海生（hyson）”号、“飞而复来（firefly）”号等，都是载有三十二磅和十二磅榴炮的攻城利器。正因为此，戈登以后益发跋扈难制，李少荃虽派有副将李恒嵩会办常胜军管带，亦愈感棘手。待1863年12月苏州杀降发生，两人几乎势同水火。虽几个月后经过赫德调解，常胜军再次参战，但李、戈两人之间的裂痕难以弥合。到了1864年5月，李鸿章终于奏请朝廷批准，花银十万两将常胜军给资遣散。但留下其精华－－炮队六百人与洋枪队三百人，编入淮军序列。
除了常胜军外，还有中法混合的“常捷军”（即“花头勇”）和中英混合的“常安军”（“绿头勇”），该两军的军制与“常胜军”相似，在浙江作战。左宗堂经略浙江，麾下洋炮很少，攻坚多赖“常捷军”的炮火。例如1864年3月的杭州之战，太平军守军在常捷军的炮轰下弃城而走，结果途中大部被左军歼灭，便是一例。
中国近代意义上的炮兵出现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由淮军开风气之先。淮军因衍生于湘军，在初期由湘军直接拨入的竟占六成。其初期的营制、装备当然与湘军相同，“其营制为曾文正手定，而李伯像遵守之”。唯抵沪以后，李少荃亲见洋人利器精良，遂师夷之长技，几年内淮军尽弃旧式冷热兵器，换装洋枪洋炮，成为中国第一支全近代化装备的军队。待平定太平军、捻军之后，淮军成为全国主要支柱武力，尽管有各种复杂原因所致，但淮军的装备战力无疑是一重要因素。
淮军的装备现代化也是有一个过程的。自1862年4－6月间，从水路出发的十三营和陆路出发的两营先后抵沪。到沪不久，就有挑选少量弁勇*练洋枪的记载。如6月15日虹桥之战中，程学启的开字营以洋枪百人诱敌而获胜，便是一例。之后令各营添练洋枪小队，先是韩正国的亲兵两营，后及于松、铭等营，到是年9月已有洋枪千杆。从9月底以后，李鸿章开始变更淮军营制，先将各营中的鸟枪队改编为洋枪队。以后又逐次改编抬枪、刀矛队为洋枪队，同时每哨添设劈山炮两队。改制后的淮军一营为：营官的亲兵变为两队劈山炮和四队洋枪队，前后左右四哨每哨改为两队劈山炮和六队洋枪队，这样全营有劈山炮十队四十尊，洋枪二十八队计三百二十八杆[，火力大大提高。改制后的淮军采用劈山炮护洋枪队的方式作战，屡战屡胜。到平吴以后的1865年，淮军五万余人，已有洋枪三、四万杆。剿捻以后原保留的旧式劈山炮和少许长矛也被淘汰，装备达到了完全的现代化。
淮军中的洋炮由于筹购不易，装备要晚一些。在1863年正月以前，仅在张遇春的春字营建立了一支二百人的炮队，作为护卫李鸿章大营之用，1863年正月曾奉李鸿章之命参加协攻福山。春字营炮队为淮军正式成立炮队专门营伍之始，也是中国近代炮兵制度的发轫。此外还有一个学习炸炮的张春保营的良勇五十名，有炸炮两门，曾被常胜军借去协攻福山，事后收归李鸿章大营。
1863年初，刘铭传的铭字营购得三门十二磅的开花炮，聘请法兵教习。不久，开、鼎等各大枝营头相继购入洋炮装备，并聘洋人为教习，以洋法*练。淮军装备的洋炮，亦称炸炮、开花炮，又依其身管长短分长炸炮和短炸炮两种。长炸炮身管长度一般约为口径的16－25倍，其规格多以炮弹重量来区分，有十二磅、二十四磅、三十二磅等多种。十二磅以下的属轻炮，多用于野战，有效射程约一千米，最大射程三千五百米；二十四磅以上的为重炮，多用于攻城或装备要塞。当时，淮军所用之炮，大多为十二磅轻炮，只有铭字营配有三十二磅炸炮三门。短炸炮又名“田鸡炮”，即臼炮，炮口朝天，又称“冲天炮”，炮身管短，口径大，当时尚无调整角度和方向的装置，发射时多固定于四十五度角，用加减装药来定射程之远近。由于炮身短、重量轻，便于携带，故多用于野战，由于弹道弯曲，对遮蔽物后的目标有较大的威胁，也可用于攻城，缺点是命中精度较差。这些前装炮的炮弹分实心弹、榴弹、霰弹等多种，弹体为圆形，表面光滑，大小合膛。在当时，由于榴弹对目标的破坏力和杀伤力较大，故淮军乐于使用。但在整个1863年，淮军各营头的炮兵还比较弱，故在进攻中主要依赖常胜军的炮火。到1864年，随着淮军地盘的扩大，已累计从外陆续购得大小炸炮数十尊，6月又接收了常胜军的炮队三十余尊，炮兵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并逐步淘汰劈山炮，更以法造小铜炮。
淮军早期的几支老资格的炮队发展简介如下：
1、罗荣光的亲兵洋炮队营此即1864年5月常胜军遣散后，遗留下的六百人整营炮队。被李鸿章认为是淮军中“员精而整”的炮队，有炮位三十余门，“皆中国所无者”，其中开花巨炮及六十四磅子的大炮就有一二十门。淮军接收后，派副将衔游击罗荣光为管带，留有外国军官十一名帮同教习。李鸿章以这个营，配以得力枪队，作为亲兵二营，亲自掌握。初时调扎于苏州城外的浒关，1865年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时，将其调驻南京，后随李在苏、鲁、豫等省剿捻。1868年回到南京，次年再随李鸿章赴武昌，1870年转防西安。不久天津教案起，驻守天津大沽海口，时已扩充到一千八百余人。之后该炮队长驻天津大沽，罗荣光则先后升为大沽镇副将、天津镇总兵、新疆喀什噶尔提督（仍留直效力）。1900年6月八国联军攻克大沽口时，炮队败散。
2、刘玉龙的炮队营
原为程学启的开字营炮队营，始建于1863年春夏之际（曾合并华字营的吴兆楣炮队）。程学启为淮军初建时的第一勇将，开字营也是平吴时的第一大营头。在进攻平望、嘉兴前，购得三十二磅、六十八磅子的大洋炮三尊，为当时淮军罕有攻城重炮。据李鸿章说它是在淮军中仅次于常胜军遗留的炮队。程学启于1864年4月阵亡后，开字营为其部将王永胜、刘士奇共带，炮队营官为刘玉龙。1865年6月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时，把该营和常胜军炮队一同作为亲兵，调驻南京下关。1876年，因李鸿章已北任直隶总督，不愿再为驻南京的此营炮队更换新式的克虏伯炮，便以节饷名义将其裁撤出淮军，转由两江总督沈葆祯从江苏饷项中拨款供应。因该营是江苏和南京驻防的唯一炮兵营，沈葆祯只得接收下来，并交由驻防江南的淮军庆字营统领吴长庆节制，成为庆军中由江苏供饷的头一营。1880年吴长庆率庆军主力六营移驻山东登州后，刘玉龙的炮队营与另三营仍留驻江苏，先后归曹德庆、班广盛统领。
3、铭军的开花炮队营在淮军中资格却较老，1863年春始建。有洋炮二十余尊，大者四五千斤，小者干余斤、数百斤不等，最大的为三十二磅子开花炮两门。李鸿章对它的评价是“大炮少而小炮多，可以攻营劫寨，而专攻一城，尚不敷用”，“不足致死命”。此营长期一直是铭军统领的亲兵，与一营得力的洋枪队结合，组成枪炮队连理二营。1871年刘铭传从陕西离军，就把这二营带回保定。次年刘盛藻接统铭军，又随身将其带去。
4、鼎军的炮队营潘鼎新鼎字营的炮队始建于1863年春末，李鸿章的评价是“炮位器具，皆臣陆续购自外洋，为中土难得之物，堪为海疆镇守”。但实际上只是一个夸张的说法，鼎军炮营也是小炮多、大炮少，实力实不及铭军炮营，在1864年6月才有了两尊三十二磅子的大炮。1869年初，鼎军因索饷在山东韩庄哗变，而于8月被遣撤，这营炮队也随同裁撤。
5、亲庆军的炮队刘秉璋的亲庆军在1864年夏驻防松、沪期间，接收部分常胜军在松江存储的炮位而建立，似乎力量有限，勉强凑足一营，但到了1866年4月，据说只有开花炮一个小队的实力。
除了以上五支炮队外，淮军还有一些单独的炮队，或与洋枪混合的枪炮队。
一是张遇春春字营的炮队，这是淮军最早建立的炮队，但其规模似乎一直维持在二百人的范围内，也未在战场上有什么进一步的显要活动。1864年5月张遇春死后，其春字各营先后撤并，惟留春字中营，或者就是因其有开花炮队之故。其后此营随李鸿章的六弟李昭庆北上剿捻。1868年春与李昭庆所带各营一起裁撤。
二是常胜军裁撤时，应英上海领事巴夏礼要求，又留存洋枪队千余人在上海训练。到1864年10月，李鸿章命潘鼎新将其整顿，分由余在榜管带五百余人，袁九皋管带三百余人，其余作为余丁。这两营各有原常胜军所有的开花炮、洋火箭、洋枪等武器，实际是两个洋枪炮队，井非单纯的炮队。余在榜营在1865年6月拨归鼎军节制，随同北上剿捻，不久调出，后归入盛军麾下。
其他如盛、松、勋等大枝营头，以后大多建立了自己的炮队。没有专建炮队的营头，也常在步营中间添洋炮一、二哨，虽非定制，但多被效仿采用，营制上也突破五百人，常有七、八百人之多。
剿捻以后，淮军火炮装备又有新的发展，在引入新式后膛钢炮的基础上，仿欧式的新式炮队营也相应编立，此留待后文再述。
四、洋务运动及练防各军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前，清军中使用的洋炮主要是依靠输入。那时输入的是前装炮，称为炸炮或开花炮。依其身管长短，分为长炸炮、短炸炮两类。长炸炮就是加农炮。其大小是按炮弹重量区分的，大的弹重百余磅以至几百磅，小的弹重几磅到十余磅。我国从英、法等国输入的有十二磅、二十四磅、三十二磅等种。十二磅以下一般用于野战，这时期野战炮的长度约为口径的十六至十八倍，火炮重量为炮弹重量的一百一十至一百五十倍，装药量为炮弹重量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附有炮架及弹药前车。其性能：进行直射时，炮弹约在300码距离上落地；如增大射角，射程可达3000－4000码，但距离这样远时，命中目标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其有效射程不超过1400－1500码，即使在这个距离上，六发或八发炮弹中，也只可能有一发命中目标。二十四磅和三十二磅炮是用于攻城或装备于要塞及军舰上的重炮。一些为专门目的制造的，共长度为口径的二十二至二十五倍的炮，射程大，命中精度较好。短炸炮就是臼炮（我国当时称为田鸡炮、硼炮或冲天炮）。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跳我国仿制的短炸炮有十八磅、四十八磅、一百零八磅等种。这种炮的炮身最短，一般约为口径的六至十二倍。口径较大，一般为13英寸、15英寸或更大一些。发射时固定于45度角，用加减装药来定射程的远近，如十八磅炮用药三两多，射程达千余米，初速为200－260米／秒，弹道弯曲。一般用于攻城或装备在军舰上，也可用于野战。由于其炮身短，炮的重量较轻（十八磅炮重不过五十斤），因而运动灵便；由于其射角大，初速小，炮弹所受空气阻力不人，因而射程较远；出于其弹道弯曲，对遮蔽物后的目标及有掩盖工事具有较大助威力，这是它的优点，其缺点是命小精度差。
六十年代初清朝开始仿造新引进的前装滑膛炮，以后在洋务运动中达到了*。1864年李鸿章一手建立的苏州样炮局就造出了二十四磅子的生铁制田鸡炮，月产量有6－7尊。以后的江南制造局在1867－1876年间共生产十二磅子、十六磅子、二十四磅子和生铁和铜质滑膛前装炮128门。1878年，江南制造局在英人麦根的督导下，仿制出英国阿姆斯特朗式四十磅子钢膛熟铁箍前装线膛炮，即以钢管为内管外加一熟铁箍，以增加炮身强度。制造此炮时，采用了热套工艺。该炮口径4.7英寸，炮管长为口径的41倍，有膛线，射程远，最大射程7900码，炮弹侵彻力和命中精度，均较滑膜饱有较大提高，是中国最早制造的钢质火炮，到1884年共生产23门。1880－1885年，该局又先后生产80磅子、120磅子仿英阿姆斯特朗式钢膛熟铁箍前装线膛炮50门。
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后装炮开始输入我国，主要有英国阿姆斯特朗式、德国克虏伯式和格鲁森式几种，包括陆路炮（野炮）、过山炮（山炮）、要塞炮和船台炮（舰炮）。1882年，江南制造局生产仿英阿姆斯特朗式80磅子钢膛熟铁箍炮，口径149.2毫米，炮身重4.5吨，射程7500码。1886年又生产180磅子钢膛熟铁箍炮，口径203.17毫米，有短、中、长式三种，射程分别为7000码、7700码和8400码，至1891年共生产56门。1884年，金陵机器局首先仿制成移动式的德国格鲁森式口径37毫米二磅弹后装线膛架退炮。1888年，江南制造局生产口径9英寸阿姆斯特朗式250磅子后装线膛炮，配有液压制退的弹性炮架。这种架退炮，有短、中、长三式，射程分别为7200码、8000码、11000码，炮身重分别为19吨、21吨和25吨，至1898年共生产19门，用于要塞重地。
1890年，江南制造局又进一步仿制成功英阿姆斯特朗式12英寸800磅子后装炮，炮身长35尺，来复线36条，弹重800磅，内装栗色药饼300磅，单孔黑药饼200磅，炮身重50吨，最大射程10000码，在1000码以内，可击穿19英寸厚铁靶，到1893年，共制造4门。此炮系中国近代生产最大最重的火炮。1892年，江南制造局仿英阿姆斯持朗式造出中国最早的后装线膛管退式船台快炮，口径4.7英寸，又称速射炮，最大射程为7000码，至1903年共生产56门。
1895－1900年，湖北枪炮厂仿制出德克鲁森式37毫米、47毫米、53毫米、57毫米架退式后装炮290余门。1897年起，江南制造局先后生产出2磅子、3磅子、6磅子、12磅子炮，口径分别为37毫米、47毫米、57毫米、76毫米，皆为架退式，至1904年，共生产411门。根据江南制造局1900－1903年的有关报表可以看出，该局平均年产100磅及40磅炮子的船台快炮（舰炮）各4－5尊，12磅炮及6磅炮各10－20尊，3磅炮40－60尊。
较新式的后装管退炮的仿制则是在二十世纪初的事情了。1905年，江南制造总局仿制成功第一门克虏伯式14倍75毫米管退山炮，炮架为双轮单脚式，炮闩为横楔式，行列全长4600毫米（放列全长3230毫米），行列全重405公斤（放列全重386公斤），用四马驮载或一马挽曳，高低射界－8至＋15度，使用榴弹重5.3公斤，初速280米／秒，射速10－20发／分，最大射程4300米，有效射程4000米。这门火炮除复进弹簧购自美国外，其它部件全部是江南制造总局自制的。不久，其它较大的军工厂局亦相继具备了仿制管退炮的能力，但生产数量极少。如1907－1908年间，江南制造局制造的七生半管退过山快炮仅六尊。
从以上洋务运动中清朝火炮生产情况来看，其重点在于要塞炮和船台炮方面，而陆军野战用炮的生产稍嫌不足，主要依赖从国外购置，但仍难以满足清军的需求。因此，在清朝后期的练、防各军中，李鸿章的淮军及直隶练军装备较好，如七十年代初李鸿章添置了新式的德国克虏伯后膛4磅钢炮114门，并仿德国炮营之制，成立了新式炮队十九个小营（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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