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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禁军已经糜烂,早不是建国时的那支精锐之师了。在杜中宵眼里,军纪松驰,所谓器甲鲜明只是客气而已,实际下层军士很多衣着破烂。这种军队,杜中宵看了都心中犯嘀咕,何谈打仗。
文人谈兵,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过于着眼于双方交战,把大多战事都归结于主帅的奇谋妙计。血凛凛的战场拼杀,非要硬向将帅智斗上凑,而忽略军队的基本建设。谈起军容军纪,便就是严刑酷法,舍此再无办法。建设文明之师,威武之师,他们根本就没有概念。
范镇见梅尧臣有些不高兴,道:“杜小官人说得也有道理。西北用兵数年,不只是没有剿灭元昊小丑,反而丧师失地,局面一天比一天更坏。禁军中多有名臣宿将,真讲起来,未必比党项人差到哪里。只是党项穷乡僻壤,士卒吃苦耐劳,军法又严,非中原大军可比。范相公和韩相公到西北,便就主张多用西北弓箭手,既省军费,与党项作战又强过禁军。”
杜中宵听了,只是推托一句自己不懂,便就住口不言。多用西北弓箭手,用边民当兵,还不是又回到了前朝羁縻边疆的老路上。无论是从兵源上,还是装备训练上,中央禁军都要强过边疆民兵,战力反倒不如他们,只能说明制度、指挥等一系列军队建设出了问题。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改用边疆民兵,无非是饮鸩止渴。面对强敌只能努力提升边疆地区的军事实力,侥幸胜了,尾大不掉,一个处理不好,边疆民兵再次发展成新的动乱之源。现在叛乱的党项,最早不就是这么来的么。
这是边疆治理的老问题,不只是军事如此,政治、经济等等同样如此。而且环环相扣,几项因素互想影响,和平时期是中央的拖累包袱,一到动荡时期,就成为动乱之源。
其实对大宋来说,不只是西北,西南同样如此。地理条件不好,而且多蕃邦异族,独立性强,平时最经济的办法就是收买拉拢。一旦经济出现困难,收买不到位,或者那里出现野心,便起动乱。
多了一千年见识,杜中宵对这种事情见得多了,见怪不怪。真正解决边疆问题,除了肯花钱,更重要的是要有足够人力,特别是坚强的官吏队伍,持之以恒数十年的努力,才能见到成效。不过对于政权来说,那样做的代价和难度,远不如收买分化来得容易,等到出问题反正也是别人去背锅。
梅尧臣却是不依,与范镇长篇讨论起军事来,杜中宵也不插嘴。
文人们谈军事,有价值的是对历史战例的总结。他们大多熟悉历史,对战例信手拈来,说起来头头是道。至于分析总结的对不对,那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真正细致的军队工作,比如组织、训练、编制等等,他们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对于军队管理,往往就滑到森严军纪一言不合就斩的杀杀杀上,让人感觉起来杀气腾腾。别说文人治军软,实际上文人为帅,往往对内比武将更加敢杀。
最后又说回西北前线,梅尧臣道:“我听曾去过前线的人讲,党项人军纪极严。数万人环聚,主帅举杯饮,众人才敢饮。若有人敢造次,立斩不赦。似此就非禁军可比。数十年未战,禁军军纪松驰,如何对付得了如此虎狼之师!以此观之,京城禁军唉!”
说完,痛心疾首。他和范镇都曾经在京城生活多年,对禁军的境况非常熟悉。禁军一方面以下凌上,纪律松弛,另一方面军官役使士卒,武备不整,情况不容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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