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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的欲望，使我可以挥洒自如地对这些论题尽情发挥。当我的演说结束时，翻译也已如实将我的话译给其他的同伴。他们都用拉格那格语进行热烈的讨论，对我的临场发挥，也有人报以哄然的讪笑声。
他们说，我设想的那种生存方式是没有道理的，不现实的，因为它把青春、健康和精力设想为一种永恒不变的东西。其实没有一个人会愚蠢到去希望或者过分奢望能得到这些东西。因此，现在的问题并不是人是否会选择永存青春、永远富有、永远健康这样的状态，而是考虑如何在与老年俱来的各种不利因素的控制下，度过那种漫无尽期的生命。“长生不死者”在30岁以前，也像普通人一样生活。30岁过后，忧郁沮丧的情绪便在他们身上与日俱增。当他们活到80岁的时候，他们身上不只有其他老年人所具有的愚钝、衰老等弊病，而且增加了由于对永远不会死亡的恐惧所派生的许多讨厌的缺点。他们不仅固执己见、容易动怒、贪婪狂妄、脾气暴躁、头脑空虚，而且绝情寡义，完全丧失了人类天生的感情，而且永远不能把这种人类美好的天性遗传给他们的后代。妒忌和无效的欲望成了他们最主要的情感。
而当他们看到一场葬礼的时候，他们就会悲哀地抱怨说，别人已经到一个安息的港湾去了，而他们却永远也到不了这个港湾。他们除了记得年轻时和中年时学到的知识和见到的事物之外，几乎什么也记不住了，何况年轻时学到的那些知识和见闻也是不完整的。因此，若要了解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和细节，较可靠的方法是了解民间的传说，而不能依靠这些“长生不死者”的回忆。在这些人中间，受痛苦折磨最少的反而是那些完全丧失了记忆的老糊涂虫。这些人会得到人们更多的同情和帮助，因为在他们身上没有其他人那么多的恶劣品质。
如果一个“长生不死者”与他们的一个同类结为夫妇，那么，他们的婚姻最终会被本国的法律拆散——只要两人中年纪较小的一位活到80岁，他们就得离婚。该国的法律认为，这是一个合理的解决办法，它使这对夫妇不会因为自己永远活在世上不会死亡而受人责备，男方也不会因为有个不会死亡的妻子使灾难加倍。
“长生不死者”一旦活到80岁这个年龄，在法律上就被认为是个死人。他们的继承人可立即继承他们的财产，只留下少量财物作为他们的生活费。而那些贫穷的“长生不死者”，则由公益机构维持他们的生活。他们过了80岁，就被认为丧失了可以为公众谋利益的信用，丧失了可以受雇用和被任用的能力。他们无权买卖土地，订立契约；在任何案件的审讯中，他们不能充当公民或罪犯的证人；他们甚至丧失了勘定地界的资格。
到了90岁，“长生不死者”的头发和牙齿便完全脱落，食不甘味。在跟别人交谈时，他们会忘记事物的名称，忘记人的名字，甚至连最亲近的亲朋的名字也唤不出来。同样，他们也无法用读书自娱，因为他们的记忆力已坏到读完句子的结尾，便已忘记了句子的开头的程度。
拉格那格国的语言一直处于变化之中，这一代的“长生不死者”不了解另一代的语言，他们甚至无法跟200年后的邻居交谈，最多只能说出几个简单的单词。因此，他们虽然生活在自己的祖国，却像一些与该国毫无关系的外国人一样。
后来，我见到了五六位不同年龄的“长生不死者”，其中最年轻的尚不到200岁。我的朋友们几次把他们带到我面前，虽然人们告诉这些老人说，我是一位伟大的旅行家，可是他们却根本没有向我提问的好奇心。他们惟一的要求只是希望我能送他们一件“值得纪念的纪念品”，这是他们向人乞讨的最谦卑的方式，因为该国的法律严禁他们向人求乞。
“长生不死者”的容貌，可以说是我见到的最令人恐怖的形象了，而女人的样子比男人更可怕。因为除了伴随高龄而来的通常的体态畸形之外，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身上的鬼气也越来越重，那情景是难以描述的。在那6位“长生不死者”中，我立刻就可以把那个年龄最大的认出来，虽然他们的年龄相差不过200岁左右。
读者不难相信，从我所见所闻的情况来看，我对长生不死的欲望变得愈来愈小了。
我非常赞同拉格那格王国对待“长生不死者”所订的法律。否则，那些“长生不死者”很快就会变成整个国家的占有者，热衷于国家权力的争夺，而他们本身又没有治理国家的能力，其结果必然会使整个社会崩溃毁灭。
拉格那格国王常常坚持要我接受他的请求，留下来为他的朝廷效力。但是，当他发现我一心想回自己的祖国的时候，他还是很高兴地给我开了一纸离开该国的护照，还赏脸给我写了一封致日本天皇的介绍信，并送给我444个大金块和一粒红宝石。我回英国后把这颗宝石卖掉，得到1100英镑。
1709年5月6日，我辞别了拉格那格国王陛下和我的朋友们，在一位卫兵的护送下来到该国西南部的一座王家港口。6天后，我找到一艘可以送我前往日本的海船。半个月后，我们在日本东南部的小港滨关登陆。登岸的时候，我向海关官员出示了拉格那格国王写给日本国王陛下的信件。日方官员很熟悉拉格那格国王御印的样式，其形状就如我的手掌一般，它表示的意思是：国王扶起地上的跛脚乞丐。滨关城的行政长官深知我所持的信件的来头不小，便把我当做国家的大臣接待。他们为我提供了车马和仆人，将我送到了京都。
我在京都获准觐见日本天皇，递交了我带的信件。日本天皇举行盛大的仪式开读了这封信，由翻译向天皇解释了信的内容。天皇陛下立即下令，我可以提出我的要求，而且，不管我提出什么要求他都会答应。我以早已拟好的腹稿回答：我本是个荷兰商人，因船只在一个遥远的地区触礁沉没，在海上漂流到拉格那格岛登陆。我这次就是从拉格那格乘船到日本来的，因此我希望在这里能有返回欧洲的机会。接着，我又用最谦恭的态度恳求天皇陛下，让他下令把我送往长崎。
天皇同意了我的请求。此时，正好有一支部队要开到长崎去，天皇命令负责人把我安全送达该地。
经过长途跋涉，我于1709年6月9日到达长崎。我很快便结识了一群荷兰海员，他们是阿姆斯特丹一艘450吨的海船“阿姆渡那号”的水手。我曾在荷兰生活很久，因此我的荷兰话讲得很好。海员们很快就了解了我的来历。他们很好奇地探问我的航海生活的细节，我也尽量简短地给他们讲述我的故事，只是隐瞒了最主要的情节。我请求船长让我搭船回到欧洲。当他得知我是个外科医生之后，便只收我半费，条件是让我担任随船医生。
我们一路顺风航达好望角，停船补充了淡水。翌年4月10日，我们抵达阿姆斯特丹。在阿姆斯特丹逗留不久，我就乘上该城的一艘小船前往英国。
1710年4月16日，在离家5年6个月之后，我又重新踏上祖国的土地。那天下午两点，我径直回到家中，与妻儿团聚，一家平安无恙。（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