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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西故土，过春节人们必要回家，大有亲近传统之善。中国民俗经数千年，亿万人繁衍传承而构成。而“五四”前后反封建专制、反家庭禁锢、反家长族权，确有那一时期的历史需求。在当时，唾弃家族陈规，强调个人背叛，实质上还是瞄准了袁世凯等垂死旧势力。不期然泼水同时泼掉孩子，效果非常，造成许许多多新青年单向度接受西方思想，向往革命斗争生活，真把宗法社会、老式家庭，当成黑暗坟墓了，仿佛不逃离出去，不挣脱依附性，人生便没有希望，我们便将葬身老院高墙。在实际生活中，反对封建家国之顽腐，与骨血亲情家庭温暖，并不应构成一对矛盾，其中并没有因果联系。家庭之殷实稳固，人性之真善美，只能是革命的终极目的，一切社会学说和社会理想，难道不是为了千千万万个家庭成员生活得更好吗？结果，斗争了几十载，家庭不变，亲情依然，那长夜闪烁的万家灯火，总是我们搏击风浪之后最稳固、最向往的安全岛屿。私有家庭观念，封建落后的沉渣，到底改变了没有？改掉了多少？还是很难说。长期以来我注意到，由众多职业革命者构成的中高级干部家庭，总体上长期呈现亲情淡漠，家人往来较少，各自战斗不息的畸形状态，确有其历史渊源。叹组织严密，浴血经年，战斗人生带来残酷后遗症，不可低估……巴金先生的《家》，在那个激愤的大时代，深受广大青少年推崇偏爱。李健吾对此评议说：巴金的心“燃起他们的心，他的感受正是他们悒郁不宣的感受”。沈从文给巴金写信道：“你代表了多数青年人的感情，也因此得到多数年轻人的爱敬！”李存光认为，“青年读者从巴金的作品中，认识自己的生活环境，认识窒息人的旧家庭和吞噬人的旧社会……为青年们树立了奋起抗争的榜样”。徐中玉认为，“家庭的斗争事实上也就是一种社会斗争……只要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一天没有完结，（巴金）这三部作品就始终有它们重要的价值”。巴人更加激愤地指出，“巴金首先告诉每一个读者，家就是青年的坟墓，青年不要葬身在这坟墓里，就得奋斗。不妥协的奋斗，逃出这个家。否则只有一个个死去……”
言之凿凿，其言也烈。
待到红色文学即革命文艺发展到极致时，家庭观念成为一种与现实斗争相互抵触的麻烦事。以八大样板戏为例：绝不涉及家庭生活，家庭成员未知何在。阿庆嫂的老公到上海跑单帮去了，柯湘的丈夫被杀了，少剑波和洪常青全没有爱情戏，唯《红灯记》中有三代人之家，而奶奶则对李铁梅说：你爹他不是你的亲爹，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奶奶。
任何文艺作品，都是时代催生的。
巴金先生致黛莉这批信，同样是那个动荡年代的产物。从中我们看到，年轻的巴金，其理想、其奋斗虽然激进，但是，一旦对待具体人、具体事，则呈现出温情柔美来。也许，安那其主义者本来就有着“对事”和“待人”截然不同的双重秉性，既差异、矛盾着，又混合、统一着，待事时，成为暴力革命的同盟军，待人时，又成为温情关怀的一群了。巴金先生第七封信，依然如此：
黛莉：
信收到。你对《短简》说了许多话，很使我感动。我感谢你的关心。
《夜未央》不是我不寄你，是那本书至今未印出来，你不要抱怨我。我现在寄你一册样书吧，但里面没有插图。这样本只装出了三册，是为了一个朋友预备排演而提早装的。
我寄你的《贵族之家》等书收到没有？《良友》的口退口口已取来了。我将来再买些书寄你。
《文丛》现在又被禁止。我们按时会出一个新刊物，内容是一样的。《文丛》内容不算坏，也没有激烈的文章，是没有理由被禁止的。但是又和《文季月刊》一样被禁了。这事你也许不会相信罢。然而，你放心，我们总有同样的刊物给你看的。
尼采的书对于你们并不适宜，在那样的情形里，他的超人哲学帮助了我，但以后或以前读来，有些地方又会引起我的反感。所以我不介绍给你。
我在上海也许不口口口月的口留。以后的行止一时还不能决定。你高兴时尽管写信来。信寄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可以转到我的手里的。我在旅途中也许会寄点画片给你。望你好好地活下去！祝好
金四月六日
此信用纸与前信相同，竖写两页。
使黛莉在信中说了许多话的《短简》，正是巴金与诸多青年读者往来交流的短章选集，不知内中是否提到过赵黛莉？可惜我没有看过。巴金因为黛莉的来信而感动。
信中又一次提及《夜未央》，黛莉迟迟不得此著，似乎有些着急，巴金便寄上一册提早装订的样书，还是为朋友排演此剧临时使用的。足见那一代人对此剧极其重视。我们也不妨再一次多说几句：
研究界普遍认为，波兰无政府主义者廖I杭夫的这部剧作《夜未央》，对青年巴金的影响非常大。加上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和“精神母亲”高德曼的一系列文章以及易卜生、屠格涅夫等人的种种作品，汇聚成青年巴金最基本、最重要的思想元素。《夜未央》场面慷慨悲壮，一群青年革命者，不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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