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定（二）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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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用刀＝把/660～800钱

    弓＝把/500～600钱

    弩＝把/2000～20000钱

    弓箭＝枝/10钱

    弩箭＝枝/9钱

    盔甲＝套/6800～8200钱

    马甲＝套/7100～8600钱

    工具：

    匠人用的刀＝把/200～300钱

    柴刀、菜刀＝把/40～100钱

    铜器＝斤/60～80钱

    铁器＝斤/16～25钱

    瓦盂＝个/70～100钱

    简陋牛、马车＝辆/2600～4000钱

    轺车＝辆/1～2万钱

    其他：

    草蓆、蒲蓆＝张/150钱

    麻＝斤/10钱

    刍＝束/3—6钱

    稿＝束/2—4钱

    棺材＝口/1500～3000钱

    占卜费用＝次/100钱左右

    奴隶价格：

    美婢、壮奴＝人/2～3万钱

    普通奴婢＝人/1～2万钱

    工钱：

    私人佣工工钱＝人月/200～400钱（包饮食）

    私人佣工工钱＝人月/400～800钱（不包饮食）

    政府雇佣工钱＝人月/2000钱

    不同时间、不同地区、不同工种和佣工的不同年龄、体格等，都会影响到工价，所以汉简及文献中的工价有很大的差距。

    婚嫁消费：

    皇帝娶皇后的聘金最多，一般为黄金2万斤，折合货币2万万钱；皇帝娶嫔妃的聘金约为4千万钱，是娶皇后聘金的五分之一；诸侯王娶王后的聘金多少不等，一般为数百万钱；公主的嫁妆费多者可达百万钱甚至千万钱，少者也不会低于二三十万钱。

    就高官与富商来说，其聘金数低于皇族成员，如董卓娶妻，聘以辎车百乘，“马二十匹，奴婢钱帛充路”，共折合货币一百六十万钱以上，这是特例。一般男性成员娶妻的聘金在数十万至百余万钱之间；一般女性成员的嫁妆费多数为二三十万钱，高者可达数百万钱。

    就中小地主与中小官吏来说，其聘金数又低于高官与富商。东方朔娶妻的聘金在十万钱左右，这应是中小地主与中小官吏娶妻聘金的上限；东汉议曹史展允娶妻的聘金为二三万钱，这应是中小地主与中小官吏娶妻聘金的下限。一般女性成员的陪嫁物大约值二三万钱。

    就小农、小手工业者和平民来说，其家资在数万钱至十余万钱之间。一般男性成员的聘金数不会超过其家资的总数，应在万余钱至数万钱之间。一般女性成员的陪嫁物大约值二千钱。

    婚宴的花费：

    汉代酒价一般是每斗30钱左右，汉代人一般都能饮酒一斗至数斗，上石者也大有人在。如果婚日来宾客二十人，仅饮酒一项就须支出2000钱以上。汉代肉价一般是10多钱一斤，如果婚宴用肉50斤，就得花费7、800钱。再加上粮食消耗的费用，婚宴的花费肯定会超过四、五千钱

    军费

    每个士兵耗粮＝1.8石/月，21.6石/年，合4220钱/年；

    每个士兵耗食盐＝3升/月，3.6斗/年，合144钱/年。

    每个士兵衣物＝3400钱/年

    每个士兵每年生活费约8000钱

    每匹战马耗粮＝3.3石/月，39.6石/年，合7920钱/年。

    （关于骑兵，另有说法：平均一人一马月消耗粮谷17斛，盐0.1385斛，茭藁二十五石。1斛＝1石＝40斤左右。由此，算算粮食，一个人加一匹马，每天消耗约23斤（会不会是两匹马呢，很困惑呀），所以有人说骑兵一月之耗等于步兵一年之耗。但是，我在网上搜了一下我军军马的饲养情况，有两个数据，一个是军营中的马，要求每天7斤草，5斤料；另一个是某人写的抗战时我军骑兵团的情况，说军马每天8斤粗粮，12斤草料。按这两个数据计算，前面战马月耗粮3.3石，每天也有4斤多，还算合理）

    安葬费＝人/3400钱

    将领抚恤金＝人/10～60万钱

    七、关于食量

    司马懿听说猪葛亮一天数升米，还从早忙到晚，事必躬亲，就断定诸葛病了，活不长了。升是个啥概念？通常指两道三升，约相当于0.8斤到1.2斤之间。也就是说，诸葛亮病重时每天吃一斤左右的大米。

    《汉书食货志》说一人每月1石半，五人每年90石。这里的石要按容量单位算，即每石40斤，那么一人一月吃1.5x40=60斤，也是一天两斤米。

    那么，诸葛亮每天一斤米，就是只有正常人的一半，健康肯定有问题。难怪司马懿由此断定诸葛亮活不长了。

    20世纪30年代中国粮食消费量的数据显示：每个成年男子每日的粮食消费量低至1340卡、高达5357卡（以每公斤产热量3400卡计算约合粮食0.394公斤和1.576公斤），灾年大幅度节食，丰年则尽可能饱食。各地农民“常时食粮，亦仅足维持最低限度之生存而已”，免不了“糠菜半年粮”的命运。灾后的11月份，灾民食粮更较常时“减少三分之一”。

    另外，水灾也好，旱灾也罢，抑或其他自然灾害，固然每每造成稻麦杂粮等减产或绝收，却往往促进了能够适应此类变化了的气候、生态条件的野生动植物的生长和繁殖，从而为大灾重压下的农民留下了一片可回旋的余地。清宣统二年石印的《湖南乡土地理参考书》对两湖湖区水灾和渔业的关系曾有过这样的的总结：“滨湖水溢稼败，而鱼虾聚焉；若水旱不侵，年谷顺成，则鱼稀至”（注：转引自梅莉、张国雄等：《两湖平原开发探源》，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03页。）。因此大水灾之后，农民“或采茭、芦、菱、藕以谋生”，“或收鱼、虾、鳖、介以给食”。

    诸如此类，环境变迁、利害转化，使大量人口得以延续生存。

    或许，汉时的流民之所以“流”，就是为了就食于野，逐食而“流”吧。另外，汉时虎多成患，就食于野也是蛮有危险的。野食尽，人相食在所难免。

    一切，只是为了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