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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用刀=把/660~800钱

    弓=把/500~600钱

    弩=把/2000~20000钱

    弓箭=枝/10钱

    弩箭=枝/9钱

    盔甲=套/6800~8200钱

    马甲=套/7100~8600钱

    工具:

    匠人用的刀=把/200~300钱

    柴刀、菜刀=把/40~100钱

    铜器=斤/60~80钱

    铁器=斤/16~25钱

    瓦盂=个/70~100钱

    简陋牛、马车=辆/2600~4000钱

    轺车=辆/1~2万钱

    其他:

    草蓆、蒲蓆=张/150钱

    麻=斤/10钱

    刍=束/3—6钱

    稿=束/2—4钱

    棺材=口/1500~3000钱

    占卜费用=次/100钱左右

    奴隶价格:

    美婢、壮奴=人/2~3万钱

    普通奴婢=人/1~2万钱

    工钱:

    私人佣工工钱=人月/200~400钱(包饮食)

    私人佣工工钱=人月/400~800钱(不包饮食)

    政府雇佣工钱=人月/2000钱

    不同时间、不同地区、不同工种和佣工的不同年龄、体格等,都会影响到工价,所以汉简及文献中的工价有很大的差距。

    婚嫁消费:

    皇帝娶皇后的聘金最多,一般为黄金2万斤,折合货币2万万钱;皇帝娶嫔妃的聘金约为4千万钱,是娶皇后聘金的五分之一;诸侯王娶王后的聘金多少不等,一般为数百万钱;公主的嫁妆费多者可达百万钱甚至千万钱,少者也不会低于二三十万钱。

    就高官与富商来说,其聘金数低于皇族成员,如董卓娶妻,聘以辎车百乘,“马二十匹,奴婢钱帛充路”,共折合货币一百六十万钱以上,这是特例。一般男性成员娶妻的聘金在数十万至百余万钱之间;一般女性成员的嫁妆费多数为二三十万钱,高者可达数百万钱。

    就中小地主与中小官吏来说,其聘金数又低于高官与富商。东方朔娶妻的聘金在十万钱左右,这应是中小地主与中小官吏娶妻聘金的上限;东汉议曹史展允娶妻的聘金为二三万钱,这应是中小地主与中小官吏娶妻聘金的下限。一般女性成员的陪嫁物大约值二三万钱。

    就小农、小手工业者和平民来说,其家资在数万钱至十余万钱之间。一般男性成员的聘金数不会超过其家资的总数,应在万余钱至数万钱之间。一般女性成员的陪嫁物大约值二千钱。

    婚宴的花费:

    汉代酒价一般是每斗30钱左右,汉代人一般都能饮酒一斗至数斗,上石者也大有人在。如果婚日来宾客二十人,仅饮酒一项就须支出2000钱以上。汉代肉价一般是10多钱一斤,如果婚宴用肉50斤,就得花费7、800钱。再加上粮食消耗的费用,婚宴的花费肯定会超过四、五千钱

    军费

    每个士兵耗粮=1.8石/月,21.6石/年,合4220钱/年;

    每个士兵耗食盐=3升/月,3.6斗/年,合144钱/年。

    每个士兵衣物=3400钱/年

    每个士兵每年生活费约8000钱

    每匹战马耗粮=3.3石/月,39.6石/年,合7920钱/年。

    (关于骑兵,另有说法:平均一人一马月消耗粮谷17斛,盐0.1385斛,茭藁二十五石。1斛=1石=40斤左右。由此,算算粮食,一个人加一匹马,每天消耗约23斤(会不会是两匹马呢,很困惑呀),所以有人说骑兵一月之耗等于步兵一年之耗。但是,我在网上搜了一下我军军马的饲养情况,有两个数据,一个是军营中的马,要求每天7斤草,5斤料;另一个是某人写的抗战时我军骑兵团的情况,说军马每天8斤粗粮,12斤草料。按这两个数据计算,前面战马月耗粮3.3石,每天也有4斤多,还算合理)

    安葬费=人/3400钱

    将领抚恤金=人/10~60万钱

    七、关于食量

    司马懿听说猪葛亮一天数升米,还从早忙到晚,事必躬亲,就断定诸葛病了,活不长了。升是个啥概念?通常指两道三升,约相当于0.8斤到1.2斤之间。也就是说,诸葛亮病重时每天吃一斤左右的大米。

    《汉书食货志》说一人每月1石半,五人每年90石。这里的石要按容量单位算,即每石40斤,那么一人一月吃1.5x40=60斤,也是一天两斤米。

    那么,诸葛亮每天一斤米,就是只有正常人的一半,健康肯定有问题。难怪司马懿由此断定诸葛亮活不长了。

    20世纪30年代中国粮食消费量的数据显示:每个成年男子每日的粮食消费量低至1340卡、高达5357卡(以每公斤产热量3400卡计算约合粮食0.394公斤和1.576公斤),灾年大幅度节食,丰年则尽可能饱食。各地农民“常时食粮,亦仅足维持最低限度之生存而已”,免不了“糠菜半年粮”的命运。灾后的11月份,灾民食粮更较常时“减少三分之一”。

    另外,水灾也好,旱灾也罢,抑或其他自然灾害,固然每每造成稻麦杂粮等减产或绝收,却往往促进了能够适应此类变化了的气候、生态条件的野生动植物的生长和繁殖,从而为大灾重压下的农民留下了一片可回旋的余地。清宣统二年石印的《湖南乡土地理参考书》对两湖湖区水灾和渔业的关系曾有过这样的的总结:“滨湖水溢稼败,而鱼虾聚焉;若水旱不侵,年谷顺成,则鱼稀至”(注:转引自梅莉、张国雄等:《两湖平原开发探源》,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03页。)。因此大水灾之后,农民“或采茭、芦、菱、藕以谋生”,“或收鱼、虾、鳖、介以给食”。

    诸如此类,环境变迁、利害转化,使大量人口得以延续生存。

    或许,汉时的流民之所以“流”,就是为了就食于野,逐食而“流”吧。另外,汉时虎多成患,就食于野也是蛮有危险的。野食尽,人相食在所难免。

    一切,只是为了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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