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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都是皇帝赏赐宗室了；但比起嘉靖以后，确实少很多，尤其文臣介入要少很多。要知道，被后世广为诟病的皇庄，一说出自永乐年间，一说出自天顺四年。按照弘治二年户部尚书李敏的说法“畿内之地，皇庄有五，共地一万二千八百余顷；而正德九年所设皇庄，占地达三万七千五百余顷。”
皇帝老实，下面的动作也小得多，毕竟不是谁都有汪瑛父子的胆子；此前王振倒是胆子大，结果连同党羽，吃下去的全吐了出来；杨洪的儿子杨俊也喜欢占地，但是随后被拿问，言官弹劾，汪舜华就顺势收了他的土地。确系侵占的，归还原主；系投献的，没为官田。
但这也仅仅是相对来说。
李贤补充了一句：“要落实有奖举报。”
汪舜华同意，之前就说过，一旦举报查实，奖励半年田赋，但这是针对百姓的；如果是官吏发现的，给20%；如果是驳查阶段的太学生发现的，也给20%，这算奖金。
汪舜华详细听取张凤有关驳查的汇报：“洪武初年，施行户帖制度，体现某个时间每户下面的人丁田亩状况。但是人口会增减，财产会变化，黄册每十年一造，就会体现出来。黄册有四柱分项：旧管、新收、开除、实在。‘旧管’指的是上次造册的人口和事产数字，‘新收’指本次造册新增数，‘开除’指本次造册减少数，‘实在’是本次造册时的现有数字。”
简单地说，旧管+新收-开除=实在。
因为每造一次黄册，各级官府都有留存，后湖黄册库还会有正本。就算手眼通天能把县衙门这一本的改了，难道还能从府里改到省里，一直改到后湖？——都有这本事了，还计较那么几亩田地，累不累？
驳查的时候，太学生调出从前的档案，前后四柱一对，便能发现数字有问题。
前后两期的数字像齿轮一样紧密咬合，牵一发而动全身。
这就是顶层设计的智慧。
但再好的顶层设计一落实，都有可能走偏。后代的数字化办公的报表都可以掺水，指望大明朝的官吏们任何时候都能实事求是，那也是缘木求鱼——既然时间紧、任务重还有驳查，那我照着原样抄，总没问题吧？——别笑，明朝后期，地方官吏图省事，往往把旧本上的人口姓名和地产照抄照搬，十年复十年，有些地方编制的黄册和数十年前一样；导致百岁老人成百成千地出现。被人讥笑“人多百岁之老，产竟世守之业”。更有甚者，有的官员还事先预制黄册，这样上面刚交代下来任务，马上就能完成。清朝初年，就发现有的地方已经预制好崇祯二十四年的黄册。
当然，因为这一次黄册调整力度太大，需要全部推倒重来。太学生只能睁开慧眼努力发现问题；但以后每次攒造黄册，都在以前的基础上完成，想要玩花样，就得好好掂量。
土地清理完成后，一个人在跨里、跨县、跨府、跨省占有土地也不要紧，各里长去催自己部分的；要是不交——连续三年不交田赋，直接将其收归国有。
同时，以前“开除”了，名下的土地就荒芜了；现在规定，人死了，没人继承，土地就收归国有，反正官田民田一样纳税，还怕找不到租地的农民？给你一年时间，找到下家，否则你这个县令也就不用做了，回去好好研究一下什么叫劝课农桑、什么叫安抚百姓！
与此同时，为了防止胥吏作弊，重申太祖的法令：“所在有司官吏里甲，敢有团局造册、利敛害民，或将各写到如式无差文册故行改抹刁蹬不收者，许五十户联名指实，连册绑缚。害民吏典，赴京具奏，犯人处斩。”
——胆敢在国家规定之外，巧立名目搜刮百姓钱财，或者徇私舞弊、盘剥百姓，允许百姓将他们抓起来，扭送到北京。各级官吏一律放行，不得阻挡，否则治以死罪！
——而且比太祖更宽松一点，以前是老人出来指证，现在是下辖一半百姓联名。
——当然，这只针对胥吏，官员不行。他们营私舞弊，你可以告，不能抓。朝廷有登闻鼓，德陵外还可以哭，都有专人管理。一有冤民申诉，太后亲自受理，官员如有从中阻拦，一律重判。
国家是需要秩序的。否则是个人都能冲进衙门，鬼才知道冲进去的是被逼无奈的良民还是指鹿为马的豪强；官员们惶惶不可终日，天下就乱套了。
因此还要强调，胆敢陷害朝廷命官，死罪；绑架无罪胥吏，流放。
因为现在没有杂税，田赋也简单明了，只要知道自家几亩地，计算起来就容易了，有没有被盘剥，也很容易知道——当然，想要完全百分之百没有问题是不可能的，但是不要太过分。
接下来就要说，该如何限制土地兼并。
官田民田一体纳粮，百姓种植官田的积极性必然高涨；但是那些有资格免税的人群，他们的管理也是一个大问题——现在没办法实现信息联网、在线查询。朝廷允许你免除1500亩的田赋，但你在甲地有1500亩要免税，乙地也说有1500亩要免税，地方官能拿你怎么办？
因此，汪舜华下旨，官员只有在家乡的土地才能免税。如果你是河间府的人，即便你入仕后通过正常的交易在顺天府又买了两百亩土地，也不能免税；督察院每年进行抽检，一旦抓到了，就什么也别说了。
户部有各县的土地数量，吏部有各地的士人数量，该纳多少税，一清二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