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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走了宗室,各部门都投入了紧张的工作,现在各省忙得热火朝天,朝廷同样忙的水深火热,当然最忙的就是户部尚书年富和工部尚书白圭。
自从建极三年以后,户部就很忙——忙着数钱。按照最新的标准,田每顷纳米16石,折银8两。现在土地清理还没完成,洪武年间能有850万顷土地,如今应该只多不少,减去隐藏的、免税的,承税田应该至少700万顷,那么全国田赋每年应该是1亿石左右,自然远胜景泰七年的2700万石,但是人丁、杂税、徭役等项全部包括在内,这也意味着以后朝廷的支出将大幅加剧,尤其将全国的衙役纳进来,只此一项每年就要多出近5000万石的支出;此外一旦有重要的工程上马,光是人工费就高的惊人。
当然,朝廷还有其他的收入来源,盐税、茶税相加,估计每年能有1000万两——此前每年能拿有300万两就谢天谢地了。当时丘浚拿着《食货志》在朝堂上质问:“唐朝仅从两淮地区每年就可得盐利600万缗,宋朝乾道末年的盐、酒、茶三项收入4752万贯,那可是偏安一隅的南宋小朝廷!如果我朝的疆域人口大大超过宋朝,每年盐茶相加,还不到250万两,到底是怎么回事?”
刘健刚斥责:“这种话你也说得出口,你这是与民争利!”
丘浚马上扔掉帽子,怼回去:“我有什么不能说出口的?合着商人的钱是钱,农民的钱就不是钱,朝廷的钱就不是钱?口口声声为生民请命,到底是在为奸商刁民说话,还是在为朝廷百姓办事?”
刘健不吱声了。
汪舜华在心里大大的为丘浚点了个赞。
当然在场的人并不知道,每年不到300万并不是过分,因为到了以后的嘉靖万历年间,官商勾结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当时每年盐茶税等税总额不过340万两,最高也不过378万两。
茶课名存实亡。绝大部分地区仍然沿用宝钞来评估地方税额,折成白银时,税额简直到了就是来搞笑的:云南17两,浙江约为6两。
当然,追本溯源,还是要找到太祖皇帝头上,他老人家苦出身,见不得儿孙吃苦,也见不得百姓吃苦,却忽略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洪武初规定,“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其中还有官吏因为想办法收足商税被贬官甚至打板子的例子——既然多做多错,下面谁会吃饱了撑着去收税?谁不想得个宽容厚道的好名声?
然而皇帝的宽容厚道并没有换来商人的投桃报李。哪怕到了万历年间,他们还拿着早就成为废纸的宝钞来纳税,甚至勾结官员反对朝廷加派赋税,说的冠冕堂皇,不过就是自己铁公鸡一毛不拔而已。
——所以清朝入关后,江南一拨儿人忙着反清复明,复什么明?复的是那个朱明王朝吗?不是,是那个可以随意偷税漏税、可以随意辱骂皇帝的时代!
按照考证,北宋时,两税尚占56%,但至南宋,已降至35%。与此同时,商税急遽增长,构成了政府财政的主要来源,而包括商税在内的非农业税,也就占据了财政收入的大部分。北宋皇祐治平年间,商税比重不过40%左右,及南宋绍兴、乾道之交,仅茶盐榷货一项即占49%,连同经制钱、总制钱,非农业税达79%强。而至淳熙、绍熙年间,茶、盐酒等坑冶榷货已达56%强,非农业税更达84.7%。
——明朝,却是最贫苦的农民承担了最多的赋税,还要承担因为读书人和勋贵免税而投献土地造成的亏空,所以在崇祯听信东林党人减免商业税改征农业税后不得不反——从这个意义上说,魏忠贤比东林党人高尚有底线的多!
真正是苦了朝廷百姓,肥了奸商刁民!
现在汪太后主抓的就是工商税和关税。她曾经在朝堂上质问反对派刘健等人:“知不知道吕不韦?”
废话,大名鼎鼎的仲父,《吕氏春秋》的编撰者,不知道才叫见鬼!
“吕不韦有个典故,叫奇货可居。农夫辛勤耕作,不过勉强丰衣足食;而那些商人,却可轻松获利百倍。你们不在商税上做文章,却盯着田赋,真的就是重农抑商吗?”
刘健不敢吱声。
这两年来,朝廷加大对偷税漏税的打击力度,轻的抄家流放,重的砍头,现在江南地区正闹腾着,但是汪太后决心已下,即便宗室在京,还是把勋贵重臣全部派了下去。估计是真的胳膊拧不过大腿,现在主要还是追缴历史欠债,数额太大,不便透露,以后每年工商税估计有一千万以上的进账,关税头年收了十万两,去年也不过三四十万,以后估计在一百万两左右,主要是大家都通过运输粮食免税——肯定其中不少是国内的冒充国外的,但是朝廷现在没有力气查证,要过几年才能动手,到那时候估计每年能收二三百万;此外还有矿产税之类的杂税。
户部有了钱,尚书侍郎走路的腰杆子也硬了,否则哪有那么多钱海外收购粮食?更别提此次宗室进京的大手笔,那都是要钱的!
当然,钱多了,粮食多了,也会带来很多甜蜜的烦恼,首先就是数钱的人不够——户部上上下下就那么点人,真的不够用,尤其这两年非正常收入比较多,都集中在年底,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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