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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钱币和粮票放到一边，开始看这些信件。如果说这些都是别人寄给张大爷的信的话，他没理由不拆开才对。难道是因为他本身不识字？但即便如此，拆开了请认识字的人帮忙读一下也就行了呀。于是我注意到信封上的地址，这才发现，原来这些信都是张大爷写了寄给同一个人的，从戳下的邮戳来看，这些信已经寄出过，但是却被退了回来。
在那个年头，如果书信双方并不是经常见面的话，信件是最主要的联络方式，不过如果寄出的信件被退回，无非只有两个原因，要么是地址错误，要么是查无此人。
而张大爷的这些信，都是寄给某某军区，某某部队，某连某排的张春生。这个张春生，应该就是大家口中说的，张大爷那个谁也没见过的儿子。如果说一个人因为搬家而换了地址，那也许找不到人还有可能，但是部队的地址，就算第一次错了，打听一下也就能够核实。
如此一来，似乎目前掌握的所有线索此刻都串联了起来，水碗里显影的那杆步枪，正好对应了军队的属性。而地址上的某连某排，说明这位“张春生”只是一个士兵而不是军官。那年头，士兵的标准配枪，就是步枪。然而信件被退回，显然不是因为地址错误，而是查无此人。
大毛问我，这些信你需要拆开读一下吗？大毛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他觉得事情虽然到了这个地步有了一个较大的进展，但是细节上依旧很模糊。尤其是张大爷留下来的原因，难道是因为这一堆被退回的信吗？若是试想一下，一个人写信给自己的儿子，无非就是希望儿子回信报个平安，至少也该有个音讯。儿子的音讯没有了，老人的离世，自然也是不安心的。于是我对大毛说，我现在拆信看看，你帮我在天目印里看着鬼魂的动静，如果我拆信让他不高兴的话，那咱们就把信烧给老人，这件事也算是结束了。
大毛点点头，双手结印看了起来。我按照邮戳上的日期，从最早的一封开始，缓慢地把信撕开，一边看着大毛，大毛告诉我，你放心拆吧，这老爷爷的鬼魂似乎很平静，比刚才还更加平静。于是我这才知道，张大爷之前在床头晃悠，其实就是在给我们指引，希望我们找到信并阅读，这样他的故事和心愿，才能被我们知道。
最早的一封信已经封皮破旧，日期上写着1946年。那个时候，我才3岁。我花了很长时间阅读完这十来封信，期间我甚至没注意到大毛和马大叔又吵了一架。看完之后，我才算彻底明白了一切。
这个叫“张春生”的人，就是张大爷的儿子。在1944年的时候，瞒着家里人，谎报了年龄参军了。张大爷当时还并没有住在现在这个地方，但是自己一觉醒来后，发现儿子已经不见踪影，于是四处寻找。因为自身有残疾，和人沟通起来就非常吃力，好不容易才从码头上的人打听到，孩子前几天就跟着一群新征入伍的新兵，从码头集体坐船离开了。而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已经是四天之后了。
在当时的那个年代，重庆城还处在国军统治的时期，那也就意味着，张春生参加的军队，并非当下执政全国的军队。而且张大爷自己也是军人出身，所以他知道，就算此刻找到了自己的儿子，也无法再让他回家，因为那叫做逃兵，是要被枪决的。在儿子从军后两年，自己才从以前部队的人口中，打听到了儿子的部队。
于是张大爷开始给孩子写信，但是都被退回，因为部队里没有这个叫“张春生”的人，于是张大爷心想，既然孩子参军的时候是谎报了年龄，那很有可能连名字都是假的，自己不知道他用的哪个名字，自然是找不到的。但是他还是坚持时不时就给孩子写一封信，存着侥幸的心理，万一儿子哪天看到来信中有一个收件人为“张春生”的，他也就知道是自己给他写信了。
最后一封信的时间，在1950年三月。此后就没有再写信了，因为如果张春生没有叛逃投敌，或者没有战死沙场的话，从这个时候开始，也已经找不到这支部队了。从那个时候开始，张大爷就每天都在码头上坐等，因为仗打完了，儿子又不是什么军官，也该从部队退下来了，他没有别的去处，也许会回到家乡来。张大爷在码头找了一份杂工，用来维持自己的生活，每天下工后，都风雨无阻地坐在码头等到最后一趟船靠岸，期盼着儿子哪一天还会从离开的这个码头回来，他把自己打扮得干干净净的，希望儿子见到自己的时候，还是当年的那个样子，只是老了一点。然而这一坐，就是十多年。
看完信以后，心里的那种感觉说不上来。算是遗憾吧，毕竟我就算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也没办法帮张大爷联系到他的儿子，毕竟不知道张春生究竟是已经战死了，还是被俘了，或者跟着国军撤退去了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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