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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知觉。他袒露的、紧缠着绷带的胸膛中发出不均匀的呼哧呼哧的喘气声，他的嘴唇在哆嗦，那双睁得大大的、凝视着王琳琳的眼睛，已毫无表情——既没有疼痛，也没有难过，只有一种奇特的、神秘的、对一切都疏远的神情——这种神情总是伴随着无人可见的那条区分生与死的最后界线一起来到人的身边。
王琳琳双手抱着膝头，一动不动地坐在德国男孩旁边，没有松开他那双逐渐变凉的手。透过没有盖严的地窖入口的缝隙，她看到太阳已经升起，于是便小心翼翼地站起来，把灯吹灭，打开窖口。一阵清新的凉风吹进地窖，微微拂动着垂德国男孩头上那无力地披散的金发。
德国男孩终于死去了。王琳琳给他合上眼睛，用掌心抚平他散乱的头发，把一只手放到逐渐变凉的额头上。她久久的凝视着这张孩子气的脸，稍坐了一会，擦干眼睛，默默的站起身来。
孙珲看着她起身，知道在这一刻，这个原本纯真善良又柔弱纤丽的女孩，应该变得坚强起来了。
二人离开了地窖，回到了坦克里，肖甜甜本来想再和王琳琳开句玩笑，但看到她眼圈儿红红的样子，知道德国男孩肯定是死了，玩笑话便没有说出口。
五个人商议接下来怎么办，叶楚楚问孙珲，既然已经离列宁格勒很近了，那么现在进入到这座英雄城市当中是不是会更安全一些？孙珲一听之下，立刻便否定了她的想法。
孙珲告诉女孩子们，她们进入到列宁格勒之后，就很难再出来了，活下来的几率也会大减。
孙珲说起了自己的一位老邻居，是一个很风趣的俄国老太太，随孙子来中国，就住在他家的隔壁。
老太太有九十多岁了，年轻时曾经来过中国，华语说得很是流利，孙珲和她交流毫不困难，因为离得近，又知道孙珲对历史感兴趣，有时老太太会主动来找待业在家的孙珲聊天，请他吃些好吃的。
可第一次在老太太家吃饭，孙珲就发现，老太太竟然喜欢舔盘子底儿。
看到孙珲的疑惑，老太太笑了，和孙珲讲起了她的经历。
老太太说，在餐厅吃饭时，她也喜欢寻找饭后舔盘子的老人。她说，和这样的人不用说话，也会有心灵的碰撞，“这是一个符号，代表着我们有共同的习惯和经历。”
老太太叫若芙妮娅，是二战时列宁格勒（圣彼得堡）人，41年至44年围城的日子里，她先后失去了八位亲人，自己也差点儿死掉。她现在虽然老了，但对自己经历的一切却记忆犹新，有机会就会讲述给人听。“人们应该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她说。
她告诉孙珲，当天边腾起那朵巨大的白色的蘑菇云时，16岁的她和父母正手挽着手走在大块青石铺成的老街上。
那是41年9月8日，列宁格勒已遭德军围城月余，但对若芙妮娅和绝大多数市民而言，战争似乎还很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