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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酒钱实际上成为当地两税的附加税了。但居民们缴纳“尝酒钱”，能否尝到酒，从史料上还看不清楚，但有的地方缴纳所谓的“吃酒钱”，可以肯定地说，是吃不到酒的，仅仅成为宋朝官府“别求课利”中的一项课利而已。
能尝到酒的还算运气不错，更直接点的酒影子都看不见，直接把钱摊派给老百姓，不管你吃不吃酒，都必须要交。甚至发展到直接拦路抢劫的地步：“隆兴府进贤县之土坊镇，‘居民不满数十，商旅稀少，强名曰镇，而有酒税务一所’”；通一岁之所入，此镇之酒税却达两千多贯。那么，这两千多贯是怎样剥取来的呢？“所谓酒者，初无酝造，亦无发卖，系于镇户量其家第之高下，抑令纳钱，一户或四五十文，或三二十文，或七八文，以是为月解，岁亦不过千数百贯而已”。所得虽然不多，“本镇却有酒税官一员，专拦数辈，恶少爪牙数十人，皆蚕食于数十户之市民，甚则罗织村氓，攘夺商旅，又甚则拦截客舟于二三十里之外”。从摊派到公然抢劫商旅客舟，为“别求课利”创造了骇人听闻的手段。
而且宋代是政府直接控制的专卖收入更高，商税的收入，鲜有高过专卖的时候。甚至在大多数情况下，商税收入简直难与专卖收入同日而语。
有文人甚至称：“自古取民之财之多无如本朝者，天下税务、酒务无处无之，且如cd一府税务二十一处、酒务三十五处，其岁额皆四十万以上，然此大郡也，若夫中郡如凤翔者，税务亦十有五、酒务亦二十有五，当世之民何以堪哉？至于金人来犯之后，又有所谓经总制钱、月桩之类。所谓月桩者其取之尤为无谓，其间殊名异目皆是于常赋之外、经制之余，巧生别计，然皆当时权宜不得已而为之。”
这种盘剥表明了宋代百姓的税负之重，也让孙珲看到了，宋代百姓的生活，并不象后世的一些人描述的那么幸福。
事实上，在第一次北伐燕云的时候（那时也是赵佶当政），宰相王黼把枢密院踢到一边，在三省设立经抚房，专门为北伐筹款，命令每一个宋朝的成年男丁都要上缴免夫钱，这一项他刮到620万贯。想了想，他觉得意犹未尽，北伐的时候是要过黄河的，那么顺便把黄河也修一下吧。修黄河利在全国，像淮、浙、江、湖、岭、蜀等地的，和黄河不贴边的男丁们也有责任，太远出不着力是吧，那么出钱。每人至少20贯，这样他又刮到了1700多万贯。当然这笔钱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而何栗的手段比王黼要差一些，但1600万贯也是个不小的数字了。正是在这笔巨款的支撑下，宋军能够有足够的武器和物资同金军对抗，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胜。
但这些也让孙珲看清了一个实情，那就是虽然宋代商品经济高度发达，但高度发达的商业对社会的瓦解力量也是巨大的。
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和他对中国朝代灭亡的规律的深刻理解是分不开的。
而每一个朝代的灭亡，基本都是这样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