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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位副政委坚信，“任何一个文艺团体要烂，必定从男女作风上烂起。”他没想到在他眼皮下我们烂得这么彻底，把雷又锋都烂进去了。副政委从刘峰那里获得了大致供词，但他觉得供词一定是大大加以隐瞒的，于是机关保卫干事被请来主持办案。保卫干事不久就断出“触摸事件”始末：林丁丁被诱进库房，然后遭受了刘峰的性袭击。谁能相信？是刘峰而不是林丁丁吐口了事件中最恶劣的细节：他的手触摸到了林丁丁裸露的脊梁。经过是这样的：他的手开始是无辜的，为丁丁擦泪，渐渐入了邪，从她衬衫的背后插进去……
“摸到什么了？”
“……没有……”
“什么也没摸到？”
刘峰摇摇头，愣着眼。脊梁上能有什么呀？保卫科的人好像比他还明白。
“再好好想想。”
刘峰只好再好好想，要不怎么办？
“林丁丁可是都说了哦。”保卫干事抽了半包烟后开口，“我们不是想跟你了解细节。细节我们都搞清了。现在就是给你一个机会，自己交代出来。”
刘峰终于想起了，他当时在丁丁脊梁上摸到了什么——丁丁的乳罩纽襻。
保卫科的人问：“是想解开那个纽襻，对吧？”
刘峰愣住了，保卫科的人远比他下流。他不禁惶恐，而且愤怒。
“没有！”刘峰怒吼。
“没有什么？”
“没有你那么下流！”刘峰站了起来。
保卫干事把茶缸猛地砸在桌子上，刘峰满脸茶水。
“老实一点！”
刘峰坐回去。保卫干事要他老老实实反省。
再老实他也无法了解自己的手到底什么意图。他当时脑子里只有热血，没有脑浆，因此只觉得手指尖碰到了一个陌生东西，手指尖自己认识了那东西：哦，女兵的胸罩纽襻原来是这样的。
“你是想解开林丁丁的纽襻，对吧？”
一个小时后，当烟灰缸里有了二十个烟蒂的时候，刘峰给了保卫干事一个非常老实的说法：“我不知道。”
保卫干事看着他，一丝冷笑出来了，自己的手指头要干什么，心里会不知道？
刘峰垂头瞥了一眼自己放在膝盖上的手。第一次发现他的手很难看。有可能的，当时手指头背着他的心，暗打歹主意。但他的心确实不知道。
后来我和郝淑雯问林丁丁，是不是刘峰的手摸到她的胸罩纽襻她才叫救命的。她懵懂一会，摇摇头。她认真地从头到尾把经过回忆了一遍。她甚至不记得刘峰的手到达了那里。他说爱她，就那句话，把她吓死了。是刘峰说几年来他一直爱她，等她，这一系列表白吓坏了她。她其实不是被触摸“强暴”了，而是被刘峰爱她的念头“强暴”了。
这么多年过去，我才觉得我弄明白了一点：林丁丁的身体并不那么反感刘峰，刘峰矫健壮实，一身形状很好的肌肉，假如抽去那个“雷又锋”概念，她的身体是不排斥他的，因为年轻的身体本身天真蒙昧，贪吃，也贪玩，身体在惊讶中本能地享受了那触摸。她绕不过去的是那个概念：雷又锋怎么从画像上从大理石雕塑基座上下来了？！还敢爱我？！
接下去就开始了公开批判。也就那么几个手段，大会小会上念检讨，大家再对检讨吹毛求疵，直到刘峰把自己说得不成人样。这个不久前还在北京的全军标兵大会上被总政治部首长戴上军功章的雷又锋，此刻在我们面前低着头，个头又缩了两厘米。我坐在第二排马扎上，却看不见刘峰的脸，他的脸藏在军帽的阴影里，只见一颗颗大粒的水珠直接从军帽下滴落到地上，不知是泪还是汗。开始我们没几个人发言，都想不出坏话来讲刘峰，刘峰毕竟有恩于我们大多数人啊。但不知谁开了个头，把所有人的坏话都引发了。我们的孩提时代和青春时代都是讲人坏话的大时代。“讲坏话”被大大地正义化，甚至荣耀化了。谁谁敢于背叛反动老子，谁谁敢于罢领导的官，谁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都是从讲坏话开始。我父亲在水坝上扛活六七年，从听别人讲他坏话，到自己讲自己坏话，再到他重获讲别人坏话的资格，什么能再洗去他的卑鄙换回他最初的纯真？大半个世纪到处都在讲人坏话，背地的，公开的，我们就这样成长和世故起来。最难听的坏话是刘峰自己说出来的，他说他表面上学雷锋，内心是个资产阶级的茅坑，臭得招苍蝇，脏得生蛆。讲到如此无以复加的地步，别人当然就放了他了。
不久处置刘峰的文件下来了：党内严重警告，下放伐木连当兵。下放去伐木，跟我爸爸修水坝是一个意思。
中越边境冲突起来，听说刘峰已经调回他过去的老连队：野战军的一个工兵营。一九八〇年夏天我在成都的马路上碰到他。他一定是先看到我的，但不愿意招呼我，转身站在一个卖油淋鸭的摊位边。因为等着买鸭子的人多，他想混入人群，错过我。但是我没让他错过，扬起嗓子叫了他一声。
他假装寻找声音来源，目光尽往远处投。这个表演比较拙劣，因为一大街的人就我俩穿军装。下面就是我的表演了，也不高明。我热情过火地冲了一步，手伸了老长，不由分说握住他的右手。我也表演，我演的是多么彻底地忘却了他最不堪的那次公审：汗水泪水从军帽下滴落一地。我的表演还想告诉他，就算没忘记那一幕，现在谁还会计较？摸摸脊梁怎么了？脊梁是全身最中性的部位了吧？战场都上过的人，性命都差点让摸掉了，还吝惜脊梁？！
就在碰到他手的刹那，我明白了，那手是假肢。那只曾经摸过丁丁脊梁的手，被丢在了战场上。
我跟他就在街边站着说话。我们不经意地谈着上前线的事。我们不说“上前线”，只说“上去”；我们各自是哪月哪天“上去”的。我告诉他我其实不算“上去”了，最远“上”到包扎所采访伤员。他问我去的是哪个包扎所，我说就是何小曼的那个三所，但是没见到小曼，因为她跟医疗队上第一线了。刘峰此刻说，可见当时医护人员太欠缺，连何小曼这样瘦小的女兵都上前线了。我说小曼是五份申请书把她自己送上前线的。刘峰摇摇头，说要是人员足够的话，十份申请书也不会让她上去。全是吃了那个亏，没人救护，何小曼的丈夫才牺牲的。我突然看着他。他似乎看破了什么。他明白我为什么这么看他。他笑了一下。真的是看破了许多、许多。也许他身边倒下半个排的战友那一瞬，他就看破了。还也许更早，早到我们大说他坏话的时候；他耗费一夏天为马班长打沙发也没能让马班长闭上说他坏话的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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