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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莫名其妙，是被缴获来的微型手雷炸死的。此时小曼插了嘴，说当时部队在庆祝什么胜利，一院子堆的都是战利品，其中有些兵乓球大的圆球，所有中国军人都不认识，觉得新鲜，好玩儿，拿在手里当球玩，小徐本来就还是个顽皮孩子，弄了这么个小圆东西，这儿抠抠，那儿捅捅，把小玩意给玩炸了。刘峰告诉小曼，那是美军制造的小雷，可以挂在树枝上，也可以放在草丛里，脚一绊就炸，越军多用它自杀。那天一个营的人在场院上，越南老乡丢在村里的肥猪被当靶子打了，刚炖了一锅半生不熟的红烧肉做庆功宴，所以炸死了好几个看热闹的战士。刘倩想了起来，大声补充说她小时印象最深的，就是父亲说到这里，声音总是沙沙的，一大锅红烧肉也算战利品，就在缴获的武器边上排队打饭，轰的一声，炸得人肉红烧肉都分不清了。
刘倩讲得惊悚，但我看出来，她从没把它看成与她相关的事。本来也是，之于父亲的年代，她是局外的，甚至在心里带些鄙薄地偷笑。我想在她脸上看到一点怜惜，都没有。父亲寻找那个年轻牺牲者，十五岁的一辈子，死后只在她父亲记忆里注册了一笔，连块墓碑都没有。多余的牺牲。这就是刘倩的态度。对于师范毕业的初中语文老师刘倩来说，傻乎乎地忙了一辈子的不仅仅是她父亲，我们这一代都是多余。我们是信仰平凡即伟大的一代人，平凡就是功劳，就是精英，好几十年我们平凡得美滋滋的。时代有它不可告人的用心，教导我们平凡了更平凡，似乎我们生来还不够平凡，似乎刘峰的一生没有被埋没在平凡中。同时埋没于平凡的还有一个能工巧匠的刘峰，一个翻绝活跟头的刘峰，一个情操人品高贵如圣徒的刘峰，一个旷世情种的刘峰。本来刘峰平凡善良是无妨的，偏偏用他的平凡来做大文章，偏偏无视他可能的非凡之处，抬杠说他平凡就够了，就伟大了，足够被推举上大理石基座。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他或许想到自己的一生，想到此生与林丁丁的错过，全因为他平凡，被塑成平凡的塑像，搁在冰冷的基座上。非得强调他的平凡，定性他的平凡，才能确保那份平凡的不变，平凡了，才好使唤；对我们来说，平凡的刘峰真是好使唤。于是误了他一生，尤其他一生的真爱。因为，偏偏天下女人在心底里，都是不信平凡的；尤其女人如林丁丁，千万年前该跟骏马一并，属于最凶悍骁勇的酋长，怎么可能心服口服地爱上平凡？
唯有小曼是女人中的例外。她用了几十年明白一桩事：她只能爱这个善良过剩的男人。
小曼刚才出去找喷壶，现在拎了个漏水的塑料桶回来，接着刘倩的话说，刘峰一直没有找到这个小徐的墓碑。得病之前，也就是二〇一二年，他还去过一次中越边境。小曼和我把漏水的塑料桶抬高，让水漏到花和植物上，作用等于喷壶。
离追悼会开始，只有十分钟了，刘峰的侄子和侄媳还没有到。刘倩戴着耳机听歌，小曼着急得一分钟看一次表。
突然从门口进来三个眼睛红肿的中年男女，长得极相像。他们大声质问我们，怎么还不拆灵堂，腾地方，他们要挂老母亲的遗像。小曼更慌了，说她不知道这间灵堂还租给了下家。刘倩迎上去，说她父亲的追悼会还没开呢，怎么能腾地方给他们？！
中年女人说，他们租用灵堂的时段是从三点到四点，我们是从两点到三点，离三点就差五分钟了，总得给他们五分钟换换遗像吧？他们吊丧的人全在院子里冻着呢！
刘倩说，那怪谁呀？怪堵车去呀！亲属都没到，追悼会当然得延时！这医院什么玩意？就知道赚钱，租灵堂跟租计时旅店似的！
中年男女们一下子站成了冲锋队形，一起嚷嚷，早干什么的？知道北京堵车不早点上路？再说了，这又不是高峰时间，会他妈堵车堵两小时？他们嗓门大得可怕，我发现人到中年嗓音就成了喇叭。
小曼拦住了还要理论的刘倩，说不如就赶紧把追悼会开了吧。刘峰一辈子谦让，他不会介意的。于是她请中年男女们退出去，我们迅速站好队，连小曼准备的悼词都来不及读了，我们三人围着遗体绕了一圈，鞠了三个躬，一帮子戴黑袖章、白花的人就来了，门口都给堵黑了。
小曼在她的悼词里写了什么，我们无法知道了。从她手里的三张纸背面，能模糊看出一段一段的短句，像是一首诗。太饱和的感情把小曼心里长久的沉默酿成诗，一定是凄美的，暗示她几十年对他难以启齿的表白：一九七七年那个初秋，他被我们逐出了红楼，在他临行前整理行李的那个夜晚，她爱上了他。也许还要早些，她以心相许是在那个恶暑的午后，在排练厅使人走形的镜子前，在一群男子说一个年轻女子“馊、臭”的当口，在他们不肯哪怕触摸一下她的关头，他以他的善良背叛了他们，背叛了集体，给了她那一记触摸，坚实地把一只满是热汗的手掌搭在她身上。小曼流着泪想，那是多么勇敢的背叛。她第一次为他流泪的日子，是他默默离开红楼，跟谁也没告别的早上。他死后她还用得着流泪吗？
就在我们被迫撤离灵堂的时刻，我突然想到什么，赶紧用手机照了几张照片。
取景框里，我看见的画面相当肃穆，除了我献上的一个花篮和刘倩献的一个鲜花花圈，小曼到处摆满冬青树枝。冬青铺天盖地，窗子门框都绿叶婆娑。四十年前，我们的红楼四周，栽种的就是冬青，不知是什么品种的冬青，无论冬夏，无论旱涝，绿叶子永远肥绿，像一层不掉的绿膘。小曼第一次见到刘峰，他骑着自行车从冬青甬道那头过来，一直骑到红楼下面。那是一九七三年的四月七号，成都有雾——她记得。
定稿于柏林
2016.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