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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写得如此简略呢？主要是为了逃避重庆当局的新闻检查，是一种不得已的办法。
昆明《朝报》转载王云五所写社评，将标题改为《从修明政治说到飞机运狗》，“洋狗”事件遂被更加突出。
吴晗当时在西南联大任教，他在一年级的《中国通史》课上愤怒地说：“南宋亡国时有蟋蟀宰相，今天有飞狗院长，可以媲美。”他的话，像是在一堆干柴上点燃了火焰，不同政治倾向的学生都被动员起来，演变成一场学生运动。
这件事闹大以后，政府辟谣，说飞机运洋狗的新闻是假的。
但是下面的人不信，不管真假，说明青白党腐败到了一定地步，国民政府缺乏缺乏公信力。
秦笛觉得这件事很正常，便不去管它，径直离开昆明，前往武夷洞天。
又是一年夏天，武夷洞天十分宁静，阁楼外的果树再一次挂满了果子，让人忘记俗世的一切烦恼。
两人在这里静心修炼，直到三个月后，功力各自提升一阶，才走出洞天，返回魔都。
此时的魔都还在日军管控之下，有些人已经逃了，有些想逃却逃不掉。
比如说，魔都法院刑庭庭长钱鸿业，与江苏高二刑庭庭长郁华，面对日伪威胁利诱，坚守民族气节，不受伪命。先是钱鸿业惨遭杀害，接着，郁华在乘黄包车回家之际，也被日寇指使浪人刺杀于善钟路寓所附近。
郁华，字曼陀，是文学家郁大夫的胞兄，被害后，郁大夫写了一副挽联，上联是“天壤薄王郎，节见穷时，各方清名闻海内”，下联是“乾坤扶正气，神伤雨夜，好凭血债索辽东”。这副对联高度评价了郁华执法不阿、为国捐躯的清名亮节，同时义正词严地倾吐了诗人对强寇入侵、山河破碎的无比愤慨。因此振奋人心，传诵一时。
就这样，日军控制了银行，控制了工部局，又控制了法庭。
为了控制媒体，早在1938年6月武汉战役爆发之后。日本内阁情报部邀请日本作家从军，由日本名作家组成的“笔部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日本作家们开始为日军效命报国。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大众作家久米正雄、菊池宽、佐藤春夫、尾崎士郎和木村毅等人。同时，红颜们也不让须眉，女作家林芙美子和吉屋信子也先后加入其中。
1940年10月，日军在“笔部队”的基础上，又设立了‘旧本文艺中央会”。这些文人们极力鼓吹战争的“正义”，竞相在杂志和报刊上发表了庞大的从军记和现地报告，由此获取巨大的声誉和稿酬。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入租界，完全控制了魔都的报纸、杂志，从思想和文化上奴役中国百姓。
在汪伪政权的协助之下，日军不仅对欧美人、魔都本地人，甚至对处于城市外围的乡村也实行了严格的户籍登记。各区域警察局各分局所在地址及警察人数的分配，警察局职员任免升降死亡、履历及经济概况都进行了详细的统计。还包括辖境市民职业、籍贯、宗教种类人口以及辖境外侨国籍的调查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