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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贩私盐在历代都是重罪。
这个制度到了宋仁宗的时候，有了改变，商人可以直接花钱向朝廷购买盐引，但是此时的盐引不是领盐的凭证，而是购盐的凭证，有了盐引才可以购买和销售食盐。
这个时期，盐引成了商人经营盐业的凭证，通过购买盐引获得经营盐业的许可，而且在商人之间还可以相互转让。
到了明朝，一开始为了消弭北方边患，鼓励商人运粮到北部边境，采取的是宋太宗时的做法。
到了后来北元彻底衰落，朝廷对长城以外的异族采取羁縻政策，开中法随之被废，朝廷对待盐务就采取了宋仁宗时的做法，直接出售盐引，有了盐引才有运输和贩卖食盐的资格，朝廷则在出售盐引的同时，对盐场和盐商征收盐课，也就是盐税。
由于发售盐引已经收取了银子，所以朝廷定的盐税并不高，三十税一。
跟后世比，这个税率简直低到令人发指，就这样一些盐商还是不知足，勾结盐官、盐场一起偷税漏税。
最可恨的则是，万历后期盐引由户部发售改为内廷发售以后，滥发盐引的问题日益严重。
特别是到了天启年间，辽东边患越来越严重，发售的盐引原来越多、越来越低廉，而盐引的有效期也是越来越长了，有的甚至长达五十年。
这些做法属于典型的杀鸡取卵、寅吃卯粮，一点也不给后人留余地。
到了崇祯登极的时候，盐政问题已经集中难返，而崇祯又是个好面子的皇帝，对万历晚期以及天启年间超额超期发售的盐引一律采取默认态度，想提高盐税的额度，又屡遭朝臣之中利益集团的反对，结果白白看着大量盐税流失却毫无办法，最后终于财政破产，亡国亡身亡天下。
这一世，朱大明当然不会眼睁睁看着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对天启年间发售的盐引，凡是未兑现的，一概重新核对并更换新的盐引，凡是有效期限超过三年的一概按照三年计算，从此禁止发售超过期限超过三年的盐引。
鹿善继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打破如今盐务问题的利益格局。
如今涉及盐务的有三方，一个是盐官，另一个是盐商，再一个就是盐场。
这三方之中，盐场处在被盘剥的地位，不管是官办的还是民办的，盐场的盐户都是最苦的阶层，而盐官和盐商则相互勾结，一些大盐商更是富可敌国。
特别是扬州的大盐商，家资千万，富甲天下。
鹿善继临行之前，皇帝有过旨意，那就是不破不立，对各地盐运司的盐官和作奸犯科的大盐商必须杀一批，抓一批，有了威信，然后才能把新的规矩立起来。所以一路上，鹿善继都在考虑怎么执行皇帝的旨意。
皇帝任命鹿善继为钦差大臣整顿盐务的圣旨，是明发天下的。虽然圣旨发出的第二天，鹿善继就带着王则古和孙钤等人出发了，但长芦盐运使司毕竟距离京师较近，很快就得知了消息。
新皇帝喜欢杀富济贫的做法也早已传遍天下，如今派出军机处的心腹担任钦差大臣，专门巡视整顿盐务，让这些天启年间任职的盐运司官佐们非常担心，害怕被查出问题，再被杀头抄家。
如今的长芦盐运使，名叫汪文政，浙江乌程人，万年年间进士出身，天启四年从顺天府同知的位置上，被提拔到了长芦盐运使这个正三品的位置上。
一般来说，能得到这样的肥缺，要么是皇帝的心腹，要么就是阁臣的故旧，总之必须朝里有人。
鹿善继来之前，当然要做功课，但是对于汪文政到底是靠什么当上长芦盐运使，他还没有弄清楚。
如果这个人廉洁自律可用，他也不会栽赃陷害为抄家而抄家；如果这个人跟他印象中的多数盐官一样贪赃枉法，那他也绝不会心慈手软。
如今新皇帝登基，百废待兴，正是革故鼎新、有所作为的时候，他可不会错过建立功勋、名垂青史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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