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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死的地步，则是可以商议的。
但是他不想商议这个，正如王国兴理解的那样，福王和德王是不是真的就罪该万死，不是他关心的重点，他的目的，一个是清理这些占着茅坑不拉屎的藩王，将他们搜刮的民脂民膏、积累的土地财富，用到真正有用的地方上去。
二来则是为将来整顿宗室制度提前热热场子，震慑一下那些自私贪婪、无法无天的宗室藩王，也让天下百姓臣民，包括皇室子孙，心里都有个数，皇帝对天下所有人都是一视同仁，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不会因为你是太祖子孙，就容忍你违法乱纪、祸国殃民。
所以很快，皇帝就在大朝之上，顺应群臣的呼声，下旨命令福王朱常洵、德王朱常洁于旨到之日自尽，福王府、德王府所有金银田产财富，全部抄家充公。
同时撤销位于洛阳的福王藩国和位于济南的德王藩国，福王世子朱由松、德王世子朱由枢及两藩子女后人，一律在宗人府皇家玉蝶之上除名，从此削籍为民。
福王府直系三代之内的亲眷子女，有爵的革除爵位，有官的免除官职，全部充军云南，由云贵总督朱燮元会同如今刚刚袭封不久的黔国公沐天波，商议编管安置。
德王府直系三代亲眷子女，则充军广西，由两广总督王之臣编管安置。
至于王府的官吏奴仆下人们，除非有立功赎罪表现，其他全部按律论罪，随同流放云南或者广西边地，就当是提前从北方往南方移民了。
圣旨一出，自然是有人欢笑有人哭。欢笑的当然是两地的士民百姓，而痛哭的自然是福王和德王的亲眷子女。
崇祯皇帝当然知道这其中有很多人是无辜的，是冤枉的，也是可怜的，毕竟目前还算繁华的中原，押往眼下还是蛮荒边地的云南与缅甸交界，或者广西与安南交界，其中的很多人恐怕很快就会因为水土不服或者疾疫而丢掉性命，但是对如今的崇祯皇帝来说，留下他们则会给自己制造更大的祸患。
历史上，崇祯年间，河南府连遭大旱、蝗灾和饥荒，老百姓吃完树皮吃草根，吃完草根吃观音土，甚至一度到了易子而食的程度，而福王朱常洵一家却无动于衷，照样美酒美食、笙歌燕舞，过着他的奢华生活，不肯拿出一粒米救济饥民，在他看来那都是远在北京的那位皇帝的子民，饿死多少都与他无关。
为此，河南百姓军民对福王一家简直恨之入骨，连带着对大明朝廷都变得极为厌恶，李自成乱军一到，老百姓倒履相迎、群起响应。
崇祯十三年冬，李自成率领大军攻破潼关东来，很快就打到了洛阳城下，前来救援的河南总兵王绍禹，带着一支东征西讨、疲于奔命的疲惫之师，奉命进驻洛阳，帮助守城。
河南参政见王绍禹所部缺衣少穿、士气低落，就到福王府中请求福王拿出一点钱粮，犒赏远道而来的将士、鼓舞士气，结果福王不予理睬。
几天之后，李自成率军亲至，洛阳城被围的水泄不通，饥寒交迫的守城明军缺粮缺饷不肯出战，而围城十数日后，城内饥民得不到任何救济，遂有逃兵伙同饥民，抢下城门，投降了闯军，洛阳城随之陷落。
福王自然也没能逃得出去，很快就被抓住，并当场被杀。而且闯军士兵杀了福王之后，因其肥胖多肉，将其与鹿一起煮食，号称“福禄宴”。
福王妃邹氏及世子朱由菘，在王府部分卫士保护下仓促出城，逃亡怀庆府。
而富丽堂皇的福王府，也随之被农民军付之一炬，其中数不尽的金银钱粮，全都落到了李自成等闯军将领的手里，本来已经陷入低潮的农民军。
得到了这笔钱粮军饷之后，一下子声势大阵，通过开仓放粮、分田分地，迅速吸纳百万饥民前来投奔，从此就像龙归大海一样，再也无法遏制。
这样的福王，对崇祯皇帝来说，绝对是一个猪一样的队友。
坐拥千万两家财，十数万顷田地，却不愿意拿出哪怕九牛一毛的财富，用来赈济饥民、募集军队、犒赏士卒、团结百姓，结果不仅自己被农民军煮熟分食，而且全部的财富也都资助给了敌军，也正是这支军队最后攻入京师，逼得崇祯皇帝上吊自杀。
这样的猪队友，杀了他既可以顺民意、收民心，又能够抄银子，建军队，一举两得的好事，当然要干了。
至于德王一系，历史上虽不像福王那样一毛不拔，但也并没有表现出什么气节，基本上是闯来降闯、清来降清，只想捞银子，享受荣华富贵，完全不愿为大明朝的安危存亡而操一点心劳一点神。
就像寄生虫一样，光知道依附在大明朝的机体上吸血吃肉，却不愿意为自己所依附的这个机体作出一丁点的贡献。这样的人，留着他继续吸血当寄生虫吗？
何况这一次，德王府纯粹是自作孽不可活，完全是犯了天条、触了众怒。
福王德王这两个人，说起来还真是福王无福、德王无德，咎由自取，死有余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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