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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攻，亦不知所守，因劳为逸，反客为主，布帆草筏于是绝迹。”（《节寰袁公行状》）”后金望而生畏。当年七月初二日，张盘率领军队和登莱招抚的辽民混编的队伍一举打下金州，乘胜收复要塞旅顺、望海堡和红嘴堡等战略要地，使辽南数百里土地重新收归于明朝。
秋收之后，后金军再次大肆侵略旅顺等地，掠夺粮食等战略物资，驻守复州的后金军更是横行无忌，四处掳掠百姓。“当秋成熟，（虏）犹率众至南卫收获。公（袁可立）移书沈帅，乘其收割蕴崇之时，用火攻（虏），将吏用命，于是年九月乘风纵火，（焚）其积聚，举两月之捆载为之一空。公曰：‘怨深矣！忿兵可防也。’”（《节寰袁公行状》）愤怒的后金调集更多军队对明军进行反扑。袁可立上言“谋贵万全，兵须审势，知彼知己，能为可胜。”《明熹宗实录》）他综合各方情报，“先期集兵分道以应，并夜酣战，俘斩无数”。[48] “（天启三年）十月，（虏）果驮载（火炮），分兵两路袭我，而诸将亦分兵以应，逼夜酣战，大获全胜 ，（虏）遂移营遁去。”[49] 袁可立利用辽民对后金的痛恨，令明军乘夜以火把袭城，彻夜透明，喊杀声震天，后金大败。当年十月初五，大将张盘率领明军于城中设伏，再次大败后金军，并乘势收复复州和永宁。后金“器械、铳炮俱掷弃而奔。”明朝野相庆，以为“设镇以来自未有此捷也。”[48]
在袁可立的精心筹划下，明朝沿海大部分要地失而复得，后金“四卫已空其三，沿海四百余里之地奴尽弃之而不敢据，所余者酉虏千人而已。”（《明实录》）金州和旅顺等地的收复，等于是在辽海开辟了辽东战场的新局面，使登莱、旅顺、皮岛、宽叆等地连为一线，形成了一道新的屏障，解除了后金对山东半岛的军事威胁，令明朝二千里海疆重新得到巩固，并完成了对后金的海上军事封锁，加重了后金占领区内粮食等战略物资的紧张状况。
但金州孤悬海外，难于坚守，不久张盘又被金人逼退到麻洋岛。但明军此番作为已大挫后金军心，收到了预定的军事牵制和打击效果。
袁可立欲“乘宁前驻防之众，朝鲜助兵之初”的空前战力扩大战果，命“大兵出关东下，旅顺犄角夹攻”，以图实现“恢复之功”。[50] 天启四年（1624年）正月初三，后金利用海水结冻的时机，以万余骑兵绕袭旅顺，想报上次惨败之仇。袁可立对此已有充分估计，他对登莱和东江两镇的水师进行了新的布局，令明军在旅顺城外设伏，命“严正中等兵住守旅顺和双岛之间，与张盘互制。袁进等兵住西讯中岛之间，与觉华犄角。”（《明实录·袁可立奏疏》）。而沈有容则率水师游离于各岛间奇袭策应毛帅，明军在张盘的带领下死守城池，直到火药用尽，犹坚守不降。后金无计可施，遣使议和，被张盘立斩于军前，大败之，后金落荒而逃。天启五年正月，袁可立仅仅离开登莱半年，大将张盘就因为缺乏调度和后援身陷重围而死，这是后话。
不战屈人兵策反刘爱塔
从天启三年（1623年）二月开始，袁可立逐步完善对东江和登莱两镇兵马的布局，呈步步进逼之势，开始精心设奇策反收降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姻婿刘爱塔。七月二十六日上疏道：“今二月内，总兵沈有容执有生员金应魁，奴酋伪授世袭总兵驻复州刘兴祚即刘爱塔密禀一纸，内称彼欲反正内应，以报中国。因求臣免死加衔牌票。臣念辽阳以纳降陷城，广宁以判官诱败，兴祚之言未可凭信。又思因间用间，实兵家妙用” （《明熹宗实录》） 。登州总兵沈有容不愿意接纳刘爱塔，但袁可立认为这是战略良机，随“给与免罪牌及加衔札付，并许降后代请封官。”（《睢州志》），命“沈总兵于三月十三日率兵出海相机接应”。（《明熹宗实录》）但不久中军王丙告密，后金“将爱塔并李永芳长子械去，杀其弟刘兴仁及王丙。屠城，驱其余民于永宁。”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刘爱塔找了一个酷似自己的金兵以酒灌醉毙后纵火烧之，金人勘验竟信以为真。
袁可立在莅任登州的第二年就策反了被后金掠去18年的总兵刘爱塔，对后金军心打击是空前的，一时汉官降将瓦解殆尽。“公纳刘爱塔之降，以开奴携二，一时中国叛将被奴诛夷殆尽。虏因弃金、复诸城，而举四百里丧地复归版图焉。“[38]
尽管后来由于阉党排挤导致袁可立离任而使这一诱降计划受阻，但刘爱塔还是在崇祯初年归顺明朝。只可惜刘爱塔归顺后没有受到经手者的重用，甚至毛文龙还谎称刘爱塔为其阵前招降而彻底否决了刘爱塔主动归顺袁可立的初衷。但刘爱塔一心报效国家并最终战死疆场，有大宋李显忠之风，这是明清战争史上明朝诱降满清级别最高的将领，为辽东间谍战之著名战例，至今为研究明清战争史者所称道。
刘爱塔以“狸猫换太子”的“诈死”手法瞒过后金，金人还曾经给予刘爱塔十分优厚的待遇，努尔哈赤以姻婿待之。袁可立这一滑稽而睿智的“反间计”使金人老羞成怒倍感屈辱，一直是金人一块无法愈合的历史硬伤。满清取得政权后，康乾两世大兴“文字狱”，在自己编修的《明史》中对曾经影响过明清战争史的重要人物袁可立、毛文龙、刘爱塔等一概削去不予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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