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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床攻城，声称要活捉臧质，让他受活罪。可是，毕竟盱眙城里有文武双全的沈璞指挥抗战，魏军苦苦战斗了一个月，丢下一大片死尸，盱眙城毫发无损。
初春乍暖还寒，死尸腐烂发臭，瘟疫流行，士兵们大多染病，战斗力锐减。战争要诀：先三天锐，后三天钝，再三天笨。面对蜗牛一样的士兵，拓拔焘又气又闷，又无法扫除“佛狸死卯年”的阴影。一十天，又十天，再十天，盱眙城久攻不下，拓拔焘的心理阴影越来越浓，无奈之下，不得不命令撤军。
又气又闷的拓拔焘回到平城，对自己制造崔浩哄动一时的冤案十分后悔，暗暗责备自己太过冲动，酿成了这场大祸。
自崔浩伏诛以后，此时，拓跋焘才静下心来，思前想后，感觉到太子奏章中的猫腻，为表达自己的愤怒，气愤之下，收回了太子监国的大权，又亲临朝政。皇帝的率意而为，众大臣从拓拔焘的言行中嗅出了对太子不信任的味道，落井下石的人纷纷在太子身上寻找突破口。
皇帝重新执政，深为可惜的是，依之为肱股的崔浩已经不在，人死又不能复生，而身边再也没有崔浩可以咨询，不得已找来李顺的从弟李孝伯作议政参谋。
宣城公李孝伯在征战南方时虽有上佳表现，却连一句谶语都无法解释，自然没法和司徒崔浩相比较。不久，年事已高的李孝伯在征战南方时身染重病，此时传来病重的消息，后来又传说李已亡故，拓跋焘在宫中哀悼李孝伯，说：“李宣城可惜。”
一会儿又自言自语地对大臣们说：“朕刚才说错了，应该是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这无异于当众为崔浩平反。可悲啊，人已经死了，平反恢复名誉又有什么用呢。当然，平反又总比不平反好吧，至少为其恢复了名誉。
太子拓跋晃听说父皇为崔浩平反，晓得父皇在自己的表章中察觉到很多构陷之词，是自己一手策划的谋害崔浩，怕遭到父皇的责怪，心里惶恐不安。
太子监国的时候，非常信任手下的属官，也放任手下的属官贪赃枉法。而且他还有个致命的弱点，喜欢金钱财物，奇珍异宝；为此大肆经营田庄，坐收渔利。
高允知道很多小人都在寻找太子的过失，又气恨太子的短视，就劝太子说：“天地无私，故能载覆；王者无私，故能容养。今殿下是国家储君，万方之榜样。而营立私田，畜养鸡犬，乃至酤贩市廛，与民争利。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无。愿殿下斥去佞邪，亲近忠良，所在田园，分给贫下。如此，殿下将令名远播。”
可惜，刚愎自用的太子那里听得进高允的忠告，更舍不得将到手的财物分给贫困家庭，不仅仍然我行我素，反而变本加厉，弄得自己在平城里大失民心，更是大失天下人所望。
中常侍、大太监宗爱自从那年飞鸟报信，抢救了武威公主，回到平城后颇得拓跋焘信任。这家伙内心极为险恶，贪脏妄法，强取豪夺，干了很多坏事，太子监国时就想处理他，他多次跟随拓跋焘出巡狩猎，躲过了灾祸。
虽然有此侥幸，但宗爱知道是祸躲不过，太子一旦登上九五尊位，必然首先拿他开刀，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先发制人，就时时搜集对太子不利的证据，要陷害太子。此时听说太子欺压百姓，放高利贷；而且，明知道皇帝仇视佛图，还在东宫收养藏匿了很多和尚；于是，就将其谋害崔浩，收养和尚这三条罪状向拓跋焘告发。
冲动型的拓跋焘又一次暴怒，派有司进驻东宫，核察事实。太子东宫给事中仇尼道盛、东宫侍郎任平城二人就是高允怒斥的奸佞，但颇重江湖义气，害怕太子遇害，就把三条罪状承担了过去，说这一切都是自己一手造成的，与太子无关。
拓跋焘一怒之下，不计后果，把太子属官全部逮捕，在平城南面广场诛杀崔浩的地方，一气斩杀仇尼道盛、任平城等东宫属官三十多人。太子拓跋晃为皇帝的暴怒吓得惶惶不可终日，生怕父亲的杀人利器会落到自己身上。
行刑的这天，太子焦躁不安地站在东宫阙楼上，竖起耳朵听南市的消息，听见一个个属官行刑时的惨叫声，诀别时亲人的哀嚎声，心中痛如刀铰，两眼一黑，栽倒在梯步间，瞬间就断了气。从现代医学观点来看，太子拓跋晃也许是早有心脏病，或者是三高之症造成的脑出血猝死，这个被拓跋焘寄予厚望的太子，居然在老头子谢世前先故，确实可惜，死年才二十四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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