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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 假如有朝一日风云际会，我得以执国之柄，那我定要给没用的废物和蠢货们颜色瞧瞧，有才能的人才可以身居高位，享受财富，那些碌碌无为之人或者攀龙附凤之辈统统踹到阴沟里待着！
所谓“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於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傲于民”，商鞅此言不虚。我们这样的人岂是天生就刻薄少恩？难道我们喜欢自作自受，与人作对吗？谁生下来不喜欢受人喜爱，受人追捧？在很多无关紧要的场合，我也可以表现的平易近人，自如的展现自己的风趣幽默，和所有人融洽相处，然而这一切只有建立在胸无大志，安分守己的庸碌之上。可来自社会底层的我和商鞅一样，偏偏就想往上爬，那些高高在上的人们立刻撕去了温文尔雅的面具，露出狰狞的獠牙，不让我们侵占一丝一毫。面对这样的不公，我们的抗争自然也不会光彩到哪去。
不要用我们做过的事来评价我们的为人，这并不公平。老庄孔孟留下好名声只不过因为他们没能往上爬而已。老庄是自己不愿意，孔孟则穷尽一生，周游列国，口干舌燥，惶惶如丧家之犬，用尽了一切正当手段，结果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利益既得者愿意给他们挪出一席之地，至死也未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我不想为千秋百代做什么事情，我只想就在这个时代，就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实现我的理想与价值，取功名图富贵，这难道有什么错吗？
如果哪一天我落得和商鞅一样的下场，死于非命，我知道我的那些敌人会像疯狗一样把我的尸体咬得面目全非，然后告诉世人这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不要怜惜他，更不要步他的后尘，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不可饶恕的。
这并不是我想当然的成了一个受迫害狂之后产生的幻想。一个人如果不得好死，那么这个人多半是恶人，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不光彩的，每一件事都导致了他一步步走向了最后的不幸结局——这是这个社会长久以来的普遍看法，甚至连司马迁这样以公正著称的历史学家亦不能免俗。“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昂，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这就是他对商鞅的评价。
商鞅固然因由嬖臣而见秦孝公，但这并非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在那个时代这是司空见怪的。穷困的范雎因谒者王稽而见秦昭王，后来成为秦国相国，远交近攻，他为了报答王稽，让王稽做了秦国的河东守，王稽三年不向国家缴纳赋税，长平之战后秦国攻打赵国首都邯郸，王稽不礼军吏，贪爱财物，不肯奖励士卒，后来又与其他诸侯国私下交通，终于让秦昭王忍无可忍，杀之而后快。可见王稽不过是个爱财且毫无廉耻的小人罢了，可我没有见到司马迁就此批评范雎刻薄少恩。而完璧归赵的主人公蔺相如一开始也不过是宦官的门客，通过宦官的推荐才得以崭露头角，出使秦国，可我也没看见司马迁就此批评蔺相如刻薄少恩。
刑公子虔，又不是平白无故，携私报复或者滥用私刑。《史记》上明明说是因为太子犯法，公子虔是太子师傅因而代为受刑，后来又过了四年，公子虔自己又明知故犯，所以再次受到法律惩处。这怎么能证明商鞅刻薄少恩呢？齐国的将军司马穰苴为了为了维护军法尊严，斩了齐景公的宠臣庄贾，可我没看见司马迁就此批评司马穰苴刻薄少恩。
欺魏将昂，更是让人莫名其妙的罪名。两军对垒，兵不厌诈，不是再平常不过的吗？《史记》中记载了那么多以智慧欺骗敌人获胜的战例，为什么偏偏商鞅需要受到指责？赵奢厚壁高垒，伪怯强秦，二日之间，卷甲而趋，大破秦军于阏与，我没有看见司马迁批评赵奢刻薄少恩；李牧谨饬烽火，避战匈奴，激励士卒，多为奇阵，一朝而破十万骑，我没有看见司马迁批评李牧刻薄少恩；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急袭章邯，破灭三秦，关中传檄而定，我没有看见司马迁批评韩信刻薄少恩。
最后，不师赵良之言，也不足以说明商鞅刻薄少恩。仔细看看赵良说的话，基本上都是在宣扬儒家学说，商鞅已经在秦国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法治国家，秦国由此强大，为什么要半途而废去选择儒家学说呢？而且商鞅死后，秦国一直奉行其创立的国家体制和法律体系，我没有看见司马迁批评秦孝公和商鞅之后的任何一位国王和相国刻薄少恩。
凭借才智与勇气而挑战社会最后却不幸身死的人，他们没有机会为自己正名，于是只好任由那些被自己得罪的敌人随意抹写。即使再公正的人也无法矫正这种偏见的惯性。
这个社会让我既爱又恨，我爱死了那些灯红酒绿，歌舞升平，醉生梦死，可支撑起这样一个世界的森严等级，却又让我咬牙切齿，痛恨不已。
这个社会就是这样，没有所谓的“公平”，称量公平的那架天平始终握在高高在上的少数人手里，他们并非是强者智者，只不过占有了稀缺的资源而已。可如果才智和勇气也算是稀缺的资源的话，那就不要怪我这样的人向他们发起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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