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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32年，宋仁宗明道元年，25岁的韩琦丁忧3年期满，来到了京城开封。也是这一年，一直割据华夏西北地区、被宋王朝册封为西平王的党项族首领赵（李）德明去世，其子元昊承袭王位。此时，无论是正在帝国京城开封为丁忧后谋职而忙着给朝中权贵投书自荐的韩琦；还是远在西北大漠的西夏新首领元昊都不会想到，在未来大宋王朝和西夏发生的那场血腥战争中，两人会是战场上你死我活、厮杀较量的对手。
帝国京城的冬天寒冷而昼短，寓居京城的韩琦怀着满腔热忱，精心挑选了一些自己平日所作的诗词文章，并附上自荐信投给了朝中手握大权的达官显贵，韩琦选择的权要人物，是当朝宰相吕夷简和副相张士逊。宋代这种士子投书自荐习俗沿于唐时的遗风，士子们为求功名仕进，将自己平时所作文章诗词，精心编辑成册，投送朝中显要，以期能得到他们的赏识、提携。
在韩琦50年仕途生涯中，宋王朝自太祖皇帝开国至今，历任宰相里面，除宰相王曾让韩琦极为佩服之外，另一位能得到韩琦尊敬的人，就是现任宰相吕夷简了。从更广泛概念上说，如果王曾的高风亮节和为政之道，被韩琦视为仕途上毕生的追求，因而王曾嬴得韩琦发自内心崇敬的话，那么，当朝宰相吕夷简，则是因为在韩琦仕途上对其有着知遇之恩，从而成为了另一位受到韩琦尊敬的人。
吕夷简，字坦夫，无愧宋王朝中一代名相。尽管后来宋仁宗庆历年间实施新政的一批千古名臣如范仲淹、富弼、欧阳修、尹洙等对吕夷简的为人多有异议，尤其范仲淹、欧阳修两人，甚而一度和吕夷简闹到势同水火的地步，但同样作为庆历新政的首脑之一，和范仲淹无论私交还是政见都颇为相投的韩琦，却对吕夷简其人始终心存敬意。
多少年后，韩琦对吕夷简的治国用人之道，以及和范仲淹、欧阳修之间的关系说过这样的话：“申公（吕夷简）以进贤自任，恩归于己，时士皆出其笼络。独欧、范、尹，旋收旋失之，终不受其笼络。”
这段话大意是说，吕夷简把为朝廷任用贤明官员当成自己的职责，但却把这种任用当成是自己施给的恩惠，当时很多官员都被吕夷简这一手给笼络，唯独欧阳修、范仲淹、尹洙这三个人，看似被吕夷简笼络到手了，却很快又都和他离心离德，直到最后也不受吕夷简的笼络。韩琦这段话，明显是以一种惋惜和遗憾的心情来定位吕夷简和范、欧、尹三人之间关系的（这三个人和韩琦关系都很密切），这其中的因素，并不仅仅因为吕夷简对韩琦有着知遇之恩，从而淡化了韩琦对吕夷简用人之道的认知，更深层的底蕴，则是韩琦和范仲淹两人，无论在思想意识、为政处世抑或用人之道上，韩琦实在都比范仲淹更具备一代杰出政治家和一代宰执的素质休养，也因此，韩琦更能理解吕夷简作为帝国首相，在波谲云诡的政治权力中心忍辱负重、顾全大局、心思缜密、自我保护的为政处世哲学。
很难设想，如果范仲淹等人少一些士大夫理想化的清高，多一些脚踏实地，能和吕夷简同心同德，那么，以范仲淹等人的忠诚正直、开拓进取，加上吕夷简的老成谋国，仁宗一代的大宋王朝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繁荣景象？但可惜，这只能是一种虚无飘渺的设想，中国数千年历史演绎着的，始终是所谓“正邪不两立，忠奸难同朝”的人生哲学。
但忠与奸，岂能以政见的相左为定义？
帝国京城的冬季，带给韩琦的并非都是寒冷，此刻，韩琦从吕夷简这里就感受到了知遇和报国有门的温暖。
不能否认，韩琦之所以投书吕夷简和张士逊，这其中应当还有着另一层原因，那就是韩琦的岳父崔立和吕夷简、张士逊之间有着一种“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关系。
吕、张、崔三人同朝为官，低头不见抬头见，吕夷简和张士逊都对崔立淡泊的为人处世原则知之甚深，那么，顾念同僚面子，对崔立的女婿青眼有加，亦在情理之中，更何况，从韩琦写的这些文章诗词上看，崔家这个女婿也绝非徒有虚名之辈。
吕夷简没有让韩琦失望，这位帝国一代名相慧眼识珠，为大宋王朝的未来选出了一位堪称栋梁的英才。
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12月，韩琦和连襟赵宗道；当朝一时名士石延年；以及后来在大宋词坛上颇负盛名，写下了“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的宋祁等人，于冬至那天一同被召试学士院，韩琦并由此迁官太子中允，又改太常丞、直集贤院。很多年后，韩琦回忆此情此景，还在他《次韵答子渊（赵宗道）学士》诗中不无回味地写道：忆昔明道初，穷冬极短昼。给札金銮坡，孤拙并髦秀。诸公名世才，奋笔若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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