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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到了宋仁宗景佑二年十二月。
这一年，韩琦在开封府推官任上干了一年零三个月后，调任三司度支判官，授太常博士。
度支判官，这仍然是一个做具体工作的差遣官，与受人尊敬的文职三馆清流相去甚远。以韩琦一甲第二名天子门生的身份，踏入仕途近10年时间，却又一次滞留柴米钱帛之间，虽然有些不大相宜。但，这个职务却也非得精明干练者才能胜任。从某种概念上说，韩琦这次的调动，是又一次担起了一项重任。
宋代三司，是盐铁、度支、户部的合称。盐铁司掌管工商收入、兵器制造等；户部司管理户口、赋税、榷酒等；而度支，则掌管国家财政收支、漕运等事项。具体来说，度支就是掌诸路财赋上送的总数，每年按计量出入，规划朝廷用度。
这三部各设有三名判官，分掌所部下辖的诸案，这些“案”用现在的话说，大致相当于今天的科。度支下辖共有八案：赏给、钱帛、粮料、常平、发运、百官等。
在现有史料中，我们无法得出韩琦确切掌管的是哪几个案，但从他向朝廷提出“在京官员和外任官员，丁忧期间所得月俸不一样，朝廷不应内外有别”的建议来看，韩琦主管的应当是赏给或钱帛案（个人见解哈）。
赏给案，掌诸给赐等；钱帛案，掌百官俸禄等，这两案都会让韩琦直接了解京官、外官丁忧期间月俸的区别，从而向朝廷提出建议。还是很难说韩琦此次的职务调动，和吕夷简没有多大关系，但更准确的，应当是韩琦在开封府推官任上的尽职尽责、事无巨细，为自己嬴来了这个机会。
纵观中国数千年历史，似乎从来没有任何一代王朝象大宋王朝这样，在立国不到100年时间里，就养出了如此多的闲官猥吏，尤其是三司部门，简直就是人们拿着国家俸禄，养闲处优的绝佳之地。
按帝国当时制度，凡京师诸司，其官吏并不由中央政府委派，而是由三司负责举荐人充任，也就是说，中央将用人权力下放给了三司，三司自己有人事任免权，这无疑为那些投机钻营者留下了可乘之机。于是，凡京师权贵之家子弟，直至其亲朋好友，只要有一点门路，便会辗转相托，削尖脑袋以求在三司谋件差事，悠然拿一份国家俸禄。欧阳修在他的《归田录》中曾记载过田元均当三司使时的情况：
田元均此人是个宽厚长者，好说话，因此，他在当三司使时，来求他安排工作的人很多，田元均实在安排不下，但又不好意思严词拒绝，便总是强颜欢笑、温言软语把来人打发走。田元均为此不胜其烦，常对人大发牢骚：当三司使几年，强颜欢笑的时候太多，直笑的脸似靴皮。一时间在士大夫中传为笑话。
但这却是当时帝国三司官吏满地跑的真实情况。
世上任何事物极必反。三司人浮于事、冗官冗吏、老迈昏庸者比比皆是，多如过河之鲫的情况，终于让仁宗皇帝忍无可忍了，他深感这个关乎帝国经济命脉的机构，已经到了必须推陈出新、焕发活力的时候，因此，宋仁宗景佑二年九月，帝国天子下定决心，要着手整治三司人浮于事的现状。
仁宗皇帝下诏给御史台，命御史中丞杜衍协同三司，淘汰那些只拿钱、不做事的官吏。而韩琦，这个有着勃勃朝气的天子门生，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调任三司度支判官。
凭心而论，宋仁宗这个守业皇帝，实在称不上是一个英明君主，而只能称为一代“仁君”，他对国事的处理，某些时候就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他只所以能在大宋帝国天子位上舒舒服服坐几十年，只能说是上天对他实在太眷顾，让他生的恰逢其时，朝堂之上有一批忠君爱国英才尽心尽力为国使然，上天，实在给了宋仁宗一个当安逸皇帝的机会。
宋仁宗一道诏命，将淘汰三司冗吏的差事扔给了杜衍，他自己却在热衷制定礼乐的同时，又陷进了对被废掉的郭皇后的深深怀念之中，甚而几近不能自拔。
没有人能否认，当初仁宗皇帝废郭皇后之举，一半原因是受内侍阎文应、首相吕夷简和御史中丞范讽的怂恿。当仁宗为这个决定有些后悔时，是这几个人的鼓动，才让仁宗皇帝最终下定了决心，或者说，是这几个人齐心合力把仁宗送到了高杆上，让仁宗皇帝上不去也下不来，弄得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但宋仁宗天生情种，也是个贱种，郭皇后在身边时，他嫌她悍妒，现在郭皇后不在身边了，他又感到一种酸酸的失落、一种失去了的弥足珍贵。毕竟，青丝少年结下的夫妻，十年相处，朝朝暮暮，又怎能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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