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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全方位考虑，反正，任凭一干三司吏员群情激愤，吕夷简竟然下令紧闭相府大门，就是不肯接见。悲愤不已的吏员们万般无奈，又跑到宰相王曾府上。这一次，吏员们总算没有白跑，王曾对一干人好言安慰，让他们各自写状，陈述理由。
事情到此，本来是一个不错的结局，但一班吏员却仍是愤懑难消，竟然又相率跑到杜衍家围攻杜府，往院子里投砖丢瓦，恶言诟骂，闹的一个不亦乐乎。奉旨行事的杜衍当然咽不下这口恶气，第二天便一纸诉状告到了仁宗皇帝面前。宋仁宗龙颜大怒，立命将一干闹事之人抓捕，下有司追究，并查出领头闹事的首恶者二十余人，按律行事，该仗脊的仗脊，该发配的发配，至于其他相从之人，权且从轻发落，一律停职。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没想到回京不久的范仲淹也来添乱，竟然在这时候向仁宗皇帝上了一幅“百官图”，矛头直指帝国首相吕夷简，从而拉开了北宋王朝“党争”的帷幕。
自范仲淹调任京官之后，在帝国朝堂上，范仲淹、吕夷简两人似乎相互间总是难以理解对方立身处世的思维，总也尿不到一只壶里，范仲淹对吕夷简个人的品性，有着一种直接而固执的反感，尤其吕夷简做为帝国首相，在其用人之道上的许多做法，都让范仲淹深恶痛绝。
然而凭心而论，吕夷简为国家选拔官员，也决非如范仲淹所指责的那样毫无原则，任人唯亲，在韩琦看来，吕夷简看中的人也都是一时俊杰，只不过吕夷简在选贤任能的同时，多少有点借此假公济私，借机笼络人心而已。也恰恰就是吕夷简这种想让被任用者认为这都是自己提拔的作法，让高风亮节、刚正无私的范仲淹深为痛恨。在范仲淹看来，为国选贤是宰相的职责，岂能借机把这当成是私人恩惠的道理？要说私恩，那也该是皇帝给予的，所谓皇恩浩荡，宰相岂能恩归于己？
无法否认，范仲淹这个认知的出发点是正确的，但却有些过于沦入文人士大夫的理想化，甚至是有些幼稚，范仲淹忽略了华夏几千年历史，从来都是一朝天子一朝臣这个事实，这是华夏民族固有的人文传统，是任何人都无力改变的。政治舞台上的确可以有另类的主张，但必须用一个声音唱一首歌，不能跑调。
做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尽管在宋王朝其拥有的权力已经被大大削弱，但宰相毕竟为百官之首，是代表皇帝推行国政的最高长官，他当然需要一批言听计从的下级官员来忠实贯彻自己的意图，从这个意义上说，范仲淹和比他小20岁的韩琦相比，实在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而只能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文人，这也同时决定了范仲淹在他几十年仕途上，注定会一次又一次遇到坎坷。
事实上，自景祐二年三月，当情种宋仁宗因为念郭皇后旧情，或者还有别的什么原因，把范仲淹重新召回京城，并任为天章阁待制，并在5个月后又召回孔道辅之后，帝国首相吕夷简就知道，自己的执政生涯从此又将进入多事之秋。果不其然，范仲淹甫归京师，就在弹劾阎文应一事上，以决死之心出尽了风头。
对于总是处处挑刺儿、多嘴多舌的范仲淹，首相吕夷简并非没有想过如何才能让他闭嘴的办法。吕夷简曾委托人私下找到范仲淹递话：待制之臣，非口舌之任。言外之意是说，你的职务是天章阁待制，只要陪着皇帝念念书、作作词就行了，至于对朝廷的事儿说三道四，这不是你的工作。但范仲淹却不尿吕夷简，真锋相对回答说，议论国家政事，恰恰是待臣应尽的职责。
范仲淹的倔犟、或者说死心眼儿，让吕夷简意识到，他跟这个九头牛都拉不回来的人好说好商量是不行了。于是，政治手腕老练的吕夷简在行政安排上，采取了一个冠冕堂皇、让任何人都无法说三道四的措施——就在韩琦从开封府推官调任三司度支判官这个月，调范仲淹以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呵呵，你丫的不是不肯闭嘴吗？那我不让你在皇帝身边，你到外面说去吧。
范仲淹去知开封府，韩琦调任三司。
韩、范二人这次的擦肩而过，很难让人不去怀疑这是吕夷简的刻意安排。或许，吕夷简不希望给自己颇为欣赏的韩琦，提供可能让他受范仲淹影响的机会（当然，随着韩琦后来职务高升，吕夷简的想法也在改变，希望韩琦反过来能影响范仲淹），在吕夷简心目中，沉稳大气的韩琦，是大宋帝国未来的栋梁之材，你丫的刺儿头范仲淹可别把韩琦给我带坏了。
吕夷简，不想让政治上幼稚、迂腐、固执、倔犟的范仲淹对韩琦有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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