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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宝元元年三月（景祐五年），大宋帝国新一届中央内阁组成。尽管入主中书的人选不如人意，但毕竟那个无所事事的老人政府退出了帝国政治舞台，毫无疑问，右司谏韩琦在这个问题上功不可没。
似乎是新一届政府对韩琦忠于国事的肯定，有人提议授韩琦知制诰之职以示褒奖，韩琦对此婉言谢绝，他说，劝谏之事陛下已经听从，这就够了，如果因此而得到一个好官职，这不是我的本意，那天下人会如何看我？这就是韩琦，坦荡胸怀，没有丝毫的私心杂念。
也就在韩琦契而不舍、坚忍不拔连章弹劾王随等四相时，大宋帝国西北边陲浩浩大漠中，党项族首领、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元昊已经完成建立西夏帝国的军事准备。那时候，大宋帝国的右司谏韩琦不会想到，在不久的将来，他和元昊将会在西北大漠中，为大宋帝国版图的完整，将会有一场生与死的铁血较量。
此时的西夏经过元昊的苦心经营，已经悉有夏、银、绥、静、灵、盐、会、胜、甘、凉、瓜、沙、肃等十四州之地，大漠万里。而其都城兴州，前阻黄河天险，背倚贺兰山脉，军事建制分设十八监军司，分别由各部族首领担任统帅，总兵力达50万人，其整个兵力布署为：
河北7万兵力，以备契丹。
河南盐州路，5万兵力，以备宋国环庆、镇戎、原州。
左厢宥州路，5万兵力，以备宋国鄜延、麟府。
右厢甘州路，3万兵力，以备吐蕃、回纥。
其余兵力则分别留守贺兰、灵州、兴州、兴庆府。
在元昊心目中，建立西夏帝国的最大障碍不是来自契丹，也不是来自他曾经征服过的吐蕃、回鹘等部族，而是来自一直以正统中央政府自居的大宋帝国，因此，西夏元昊的军事重点从一开始就放在了对宋的战争准备上。
宋仁宗宝元元年正月（景祐五年），元昊为窥探大宋帝国河东一带道路地形和军事布防等情况，以到五台山供佛为名，向大宋帝国中央政府提出请求，要求进入河东腹地。
如果按照常理，边境局势如此不稳，大宋帝国理应存一份警惕之心，但不知是大宋帝国故示大方？还是自认边备固若金汤，不怕他人窥三探四，大宋朝廷居然同意了元昊这个请求，从而为西夏侦察大宋虚实提供了难得的方便。而元昊正是根据侦察到的大宋情况，才和各部酋长歃血为盟，制定出了先攻鄜延、三路大军齐头并进夺取延州的作战方案。
严格来说，元昊这个对宋帝国战略布署，并非出自他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经过他和汉人智囊团的慎密研究。
当是时，聚集在元昊帐下的汉人智囊不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有两个：张元、吴昊。《宋史》里对这两个人有简略记载：“华州有二生张、吴者，俱困场屋，薄游不得志，闻元昊有意窥中国，遂叛往，以策干之，元昊大悦，日尊宠用事，凡夏国立国规模、入寇方略，多二人教之。”
呵呵，这两个在大宋帝国屡试不得志的苦逼书生，果然是走上了赵家皇帝担心的道路——造反，只不过他们没有选择自己起事，而是选择了协助西夏元昊。
关于张、吴二人，还有一个不知是真是假的故事：据说张、吴二人自恃文韬武略，胸有百万甲兵，但怎奈科场时运不济，悲伤之下，便想另辟溪径，到边关去寻找一展雄图的机会，大丈夫既然不能科举高中，那就立业边缰，成万世功名。
但怎奈张、吴二人在边关同样得不到大宋守将重用，二人一气之下便跑到了西夏兴庆（今宁夏银川），两人天天在酒肆狂喝豪饮，并在墙上留墨：“张元、吴昊到此豪饮一游”，结果二人被夏人探子抓捕，押送元昊帐前。元昊哪里想到这本来就是张、吴二人定下的计策，其目的就是为了能见到他。元昊亲自审问张、吴：大胆狂徒，竟敢犯我的名讳？张、吴二人却嘴尖舌利，放声大笑：你丫的连自己姓什么都不在乎，犯你名讳又有什么？元昊闻言大惊，想想这话说的对啊，自己不管是李姓还是赵姓，可都他妈是中原王朝所赐，自己这不是数典忘宗吗？于是元昊立刻为两人亲去其缚，好言抚慰，张、吴二人从此成了元昊坐上宾和重要谋士。张、吴向元昊献计：出兵夺取关右之地，占领关中，兵锋直逼大宋中原腹地，同时联合辽国，使宋陷入两面临敌之境：“一身患二疾，其势难支矣”。
不能否认，如果张、吴二人计划能成，那么北宋帝国亡国的命运将无可避免，而今天的中国历史也将会是另外一种写法。
和西夏箭已在弦的战争态势相比，此时的大宋帝国还远没有做好战争的准备，甚至可以说根本就没有准备。几乎任何一个有识之士都明白，决定战争胜负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就是钱粮，皇帝不差饿兵嘛，而此时的大宋帝国，迭经天灾，再加上每年给契丹的费用，以及国内各种冗费的巨大开销，国家财政已几近不堪重负，而在军事方面，大宋帝国多少年没有经过战争洗礼了，不仅士兵缺乏对战争的认识，军队更缺少能征善战的统军将领。然而，
尽管大宋帝国面临着如此种种的不足，但战争的发生，却不会以宋帝国的意志为转移。
并不是大宋帝国所有人都没有看到西北边陲面临的危险，韩琦就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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