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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患重病，这使胸无主见、一直把吕夷简视为主心骨的仁宗皇帝深感忧虑。宋仁宗下诏：以吕夷简为司空、平章军国重事，等身体稍有好转，可三、五日一入中书。
对仁宗皇帝如此的眷顾，深感精力不支的吕夷简上章力辞，仁宗不许，并降手诏给吕夷简：古人谓胡须可治疗此疾，今剪以赐卿。然而，仁宗皇帝心里也明白，深依为重的吕宰相，从此以后恐怕很难再为他出谋画策了，他必须尽快对吕夷简身后的中央内阁人选做出选择。而在现有朝廷大臣中，远在西北前线的韩琦、范仲淹，包括庞籍，无疑都是最佳人选，而三人中惟以韩琦更能让宋仁宗看重：韩琦质朴忠正、有谋有略，更为难得的是，质朴忠正的韩琦从未有过“朋党”嫌疑，而这一点，在仁宗皇帝心目中，可是范仲淹无论如何也无法比拟的。
也正是宋仁宗格外的看重韩琦，因此，早在宋、夏和议之初，宋仁宗就派内侍密喻韩琦：卿孤立无人援荐，独朕知之，行召卿矣。候将来边事稍宁，诏卿用在两地，非拟议，亦非臣僚奏举，特出朕意，先谕卿知。仍密举可代卿边任者以闻。
仁宗皇帝此举，虽然难免有笼络臣下之嫌，但也却足以证实宋仁宗对韩琦的看重。而尤为让仁宗皇帝感慨的是，韩琦接到他的密喻之后，竟表示：元昊虽有和意，但其真假难料，臣愿尽死塞下，不敢举官代任。竟然婉拒了仁宗召他入两府的好意，表示愿意尽死塞下，不敢推荐接替自己的官员。韩琦在给仁宗皇帝的《泾州谢差中使宣谕表》中写道：恩重报轻，任隆材谫，捐躯以义，乃身膏斤斧之秋，归阙无颜，绝生入玉关之望！表示了以死卫边的决心。
仁宗皇帝相信，这绝对是韩琦的真心。
我们很难确定，仁宗皇帝所说“卿孤立无人援荐”的话倒底是不是事实。但我们却不能否认，对韩琦一直有知遇之恩的帝国首相吕夷简，在自己将要离开政治舞台前，又一次向仁宗皇帝举荐了他颇为欣赏的韩琦，甚至还有和他一直存在隔骇的范仲淹。
吕夷简，这位身居中书20年，三冠辅相的政治家，为他身后的帝国政坛做了一个长远打算，以吕夷简的洞察力，在后一辈朝臣中，韩琦应是惟一合他心意的人选。因此，我们不得不怀疑：吕夷简推荐了韩琦，但韩琦恰恰也是仁宗皇帝中意的人，宋仁宗不想把这个人情让给吕夷简，这才有了给韩琦密喻一事（推测啊，有待更知者考证）。
首相吕夷简病重，屡次上书请求罢职，仁宗皇帝不许。吕夷简受到皇宗皇帝如此知遇和殊荣，就有人深感不满了。还是那个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孙沔，上书仁宗，对吕夷简大肆攻击：
祖宗未尝以言废人，景祐以前，纲纪未甚废，犹有感激进说之士，观今之政，是可恸哭，而无一人为陛下言者，由宰相多忌而不用正人也。自夷简当国，黜忠言、废直道，及以使相出镇许昌，及荐王随、陈尧佐代己，盖引不若己者为自固之计，欲使陛下复思己而召用也。陛下果召夷简，还自大名，入秉朝政，于兹三年，以姑息为安，以避谤为智，西州累以败闻，契丹乘此求赂，兵歼货悖，天下空竭，剌史牧守，十不得一，法令变易，士民怨咨。今夷简以病求退，陛下手和御药，亲写德音，乃谓‘恨不移疾以朕躬’，四方传闻，有泣下者。夷简在中书20年，三冠辅相，所请无不行，有宋得君，一人而已，未知何以为陛下报！
今契丹复盟，元昊款塞，天下日望和平，因此振纪纲、修废坠、选贤任能，节用养士，则景德、祥符之风复见于今矣。若怡然不顾，遂以为安，臣恐土崩瓦解，不可复救，而夷简意谓四方已宁，欲因病而去，苟遂容身，不救前过，以柔而易制者升为腹背，以奸而可使者任为羽翼，使之在廊庙、布台阁，是张禹不独生于汉，李林甫复见于今也。
孙沔这样一份言辞尖刻的奏章，相比于当年范仲淹和吕夷简的文字仗，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出乎人们的意料，仁宗皇帝居然并没有怪罪孙沔。而此刻，重病缠身的吕夷简再也无力去跟孙沔一争高下了，这位垂垂老矣的宰相所能做的，就是无奈地表示出自己的容人之量，宣称：孙元规（孙沔字元规）药石之言，闻此恨迟10年。当然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孙元规若早10年极尽今日攻讦之能，早被吕宰相一脚踢进阿鼻地狱、10年不能翻身了。
但不管怎么说，宋仁宗暂时听任了孙沔的奏章，这预示着帝国一个旧时代的行将结束，而一个新的时代行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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