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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庆历四年四月七日，这一天，对大宋王朝新政大员们来说绝对是个不祥的日子。
就在这一天，被“朋党”流言搅的心烦意乱的宋仁宗，召集两府大臣，于众目睽睽之下质问辅臣：“自古都是小人结朋党，难道君子也会结党吗？”
几乎任何人都能听出来，天子这话是有感而发，意有所指。
沉默良久，范仲淹回答说：“臣昔日在边疆的时候，发现作战勇敢的人自为一党，怯懦的人自为一党，那么在朝中，邪、正之党也是如此，关键在于陛下心中是怎样想，如果结为朋党而所做的都是好事，那对国家又有什么坏处呢？”
范仲淹的回答，无疑是承认朝中有朋党的存在。
但范仲淹为朋党辩护的理由，在仁宗皇帝听来却是那么的苍白：自古以来，凡是结党的人，从来都不会承认自己是小人，他们打出的旗号也都是为江山社稷之福，但历朝历代被党争包围的皇帝，哪一个最终不是大权旁落，于史册上留下千古笑柄？
宋仁宗不要做这样的皇帝，绝对不要。
很难说，此时的仁宗皇帝在心里没有权衡过再一次惩戒“朋党”的利害得失。
范仲淹所承认的“朋党”，难道真的如他所说的那样，所作所为都是好事吗？新政实施可是正当紧要的关头，要是再掀起惩戒“朋党”的事，那新政几个月的努力势必功亏一篑。再一点，范仲淹公开承认“朋党”，但似乎不象流言所传的那样有多严重，是不是自己对这个问题过于敏感了？还是有人暗中放冷箭？
宋仁宗，最终没有下决心追究“朋党”一事。
然而，宋仁宗没有追究朋党，大嘴的欧阳修却愤于小人们“朋党”的诬陷，再次挥动他的如椽大笔，石破天惊推出了他名传千古的杰作——《朋党论》，公开为“朋党”翻案：
臣听说朋党这个问题自古就有，但关键在于人君（皇帝）怎么辩别这些人是君子还是小人而已。大凡君子和君子，以志同道合为朋；小人和小人，以相同利益为朋，这是很自然的道理。但臣却认为，小人没有朋党，只有君子才有，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小人喜好的是功名利禄，贪婪的是金银财货。当他们有共同利益的时候，就会暂时结为同党，争先抢夺利益，等利益抢完了，又会变得疏远，甚至相互贱害。而君子则不然，他们所坚守的是道义；所行的是忠信；所珍惜的是名节，以此修身，因为有共同道义而相宜，以此效力国家，则是一片丹心、同舟共济、始终如一，这就是君子的朋党。为人君者，应当退小人们的假朋党，用君子们的真朋党，这样则天下大治矣。
欧阳修语不惊人死不休，居然视先圣“君子不党”的至理箴言于不顾，公然鼓吹君子结党，于国有利，且不无为范仲淹当年因“朋党”遭贬翻案之嫌，亦不无对宋仁宗十年前深戒“朋党”批评之嫌，一时间引起朝野大哗。如果再更加引深一些，某种意义上说，欧阳修《朋党论》所涵盖的，更是可以认为凡对新政大员们有异议的，一概都不属于君子之列。
世界上任何坚固的堡垒，几乎都是先从内部开始颓坏，直至最后倾覆，何况，咱们的仁宗皇帝匆忙支起的“庆历新政”这座堡垒，根本就缺乏坚实的基础，更谈不上坚固。如果说宋仁宗是支起这座堡垒最关键的一根支柱，那么现在，这根支柱在“朋党”流言蜚语的剥蚀下，正在开始一点点摇晃、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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