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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弱。这一方面是由于战争的破坏使工场手工业发展缓慢，其在国家整个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还不到10，而且它们的市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封建王公贵族的生活消费和政府军队的开支；另一方面，当18世纪末英法早已克服行会的传统束缚时，德意志的手工业却仍为行会所控制，古老的法规和条例还在严格的执行，一切能够促进竞争和创新的路径都被封建桎梏无情的堵塞。经济上的这种依赖性以及自身实力的先天不足，造成了德意志资产者在政治上对封建权力的怯懦性和卑躬屈膝。
农民也无力反抗强大的封建王权。1625年德国曾爆发了农民战争，但最终被残酷镇压下去，而三十年战争则彻底摧毁了农民阶级最后的反抗力量，地主成为农村唯一的主人，强迫农民服劳役的农奴制度变成了德意志的普遍制度，而这种状况在普鲁士表现的尤为突出。
马克思、恩格斯曾打算把德意志各地分散的工人团体联合成一个全国性的政治组织，以便推进革命。但经济上落后、政治上分散的德意志不存在这种条件。当时德意志工人阶级还很不成熟，他们中大部分人仍是手工业者，而且基本上是跟着资产阶级走的。而且由于封建势力的强大，以及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背叛，1848年革命在整个德意志都被镇压下去，工人运动长期处于低潮。
1848年革命失败后，尽管普鲁士没有像奥地利那样恢复纯粹的君主制，而是维持了地主阶级与大资产阶级的联盟，但贵族仍在这个联盟中保持了领导地位，国王则依旧拥有无上的权威。虽然存在议会，但上院贵族院是由国王指定的显贵组成，而下院众议院又借助不平等的三级选举制保证了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多数地位，因此，普鲁士的君主就打着民主的幌子得以延续，甚至还有所巩固。
既然资产阶级和农民都无力完成德国的统一大业，而力量尚十分弱小的无产阶级又在政治上远没有成熟，那么这一任务便历史的落在了普鲁士贵族地主阶级容克的身上。
普鲁士的官僚系统也是靠军队的力量建立起来的。
本来普鲁士一些地区的征税权掌握在各领地的等级会议手中，但是腓特烈·威廉却靠武力征税。他曾派军队以武力相威胁，迫使克列夫兹和马尔克接受了新税。接着，他把这种新税变成事实上的永久性税收，从而剥夺等级会议最主要的职权——收税权。最后，由于各地税款主要用于军队开支，他就把税收事务交给军方去办，为此组建军事总部，下面设军事财务处，向各地派遣军官，负责征税。这些军官用军事命令的方式进行工作，很快把工作范围扩展到整个经济领域，并把各地原有的行政机构排挤到一边，其中包括各领地等级会议和市镇自治当局。
通过军事总部，腓特烈·威廉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官僚行政系统，而这个系统的灵魂是军队。
1723年他设立直属国王的“财政、军事与王室领地最高总管理处”，作为管理国家的最高行政机构。这位“军曹国王”用管理军队的方法管理国家，认为君主最懂得他的人民需要什么。他曾说：“朕乃君主，故可为所欲为。”在他的统治下普鲁士发展成高度集权的国家，军营式的纪律与等级制度支配整个社会生活。所谓的“普鲁士精神”到这时已完全成形了，它的公式是主义加上军国主义。
普鲁士演变成一个军人和官僚的国家，它是一个和人的本性进行了残酷无情的斗争的产物，一个产生于战争和为了进行战争的国家。高度井然有序的机械手效率与关于政治服从以及受命于天的统治者负有义务的传统观念结合在一起。
普鲁士诸王有这样一句话：“普鲁士不是一个有军队的国家，而是一支有国家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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