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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徐州三地的菏水、泗水水道的枢纽位置,有一定的战略价值,叛军占据之后,既可以霸占这条水道掳掠财富,又可以以此为据点,向西挺进中原,向东杀进齐鲁,向南攻击徐州。
很显然,白贼有了新的攻击方向,而这个攻击方向肯定不是齐鲁,否则白贼没有必要做出这种异常举动。南下徐州的可能性也不大,留守徐州的诸鹰扬实力强劲,另外淮河以南便是江都,而江都是今上崛起之地,费尽心血经营了近二十年,是江左第一重镇,有陪都之暗誉,其留守军队承担了戍卫江南之重任,兵力多达数万之众,一旦徐州陷入危机,江都必然出兵相助,这对叛军来说就是个噩耗了。所以这样推算下来,白贼的目标便一目了然了,他要挺进中原。
梁德重豁然大悟,知道张须陀为何胜券在握之刻与段文操突然反目愤然离开了鲁郡,为何段文操在占据优势的情况下兵败宁阳城下,为何兰陵萧氏在段文操兵败鲁郡形势危急之下突然撤离了鲁郡,为何白贼和鲁西南叛军联盟没有乘势横扫鲁郡,原因就在于山东人为了自身之利益,为了实现山东人的政治目标,竟然以叛军为武器操控着鲁西南乃至整个齐鲁地区的局势,并推动局势向有利于山东人的方向展。
中原的中心就是东都,东都的四周便是京畿。今上登基之际,汉王杨谅为了夺取皇统,动了一场声势浩大、席卷整个山东地区的军事叛乱。叛乱平定后,今上深切感受到了来自山东方向的威胁,于是沿着大京畿四周,挖掘了一条宽约数丈的大壕沟,然后沿着这条大壕沟筑造关隘,部署军队,构建了一道坚固的关防。
这道关防把中原和山东分开了,与此同时,关陇人和山东人之间的隔阂和矛盾,也因为这道肉眼可见的天堑的存在而进一步加深,于是,这道天堑自然成为两大政治集团对立的象征。
现在,山东叛军联盟要越过这道天堑,杀进中原,向关陇人开战。此事从政治上来说,对山东人不利,对关陇人有利,关陇人可以以此为借口,加大对山东人的遏制和打击。
然而,在中土深陷对内改革和对外战争双重夹击的大背景下,在皇帝和改革派急需以对外战争的显赫武功来加强中央权威,继而加快对内改革步伐的大前提下,此事在政治上的解读就不一样了,不是对山东人不利,而是对关陇人不利了。
谁是反对改革的保守派？既得利益集团。谁是既得利益集团？掌控权柄的贵族官僚。谁掌控了中土的权柄？关陇人。关陇人统一了中土,关陇贵族集团是中土的统治者,关陇人理所当然掌控中土权力和财富分配的主导权。
山东人和江左人在统一大战中失败了,成王败寇,做为失败者,理所当然要接受被统治的命运,于是他们理所当然失去了分配中土权力和财富的主导权。但山东人和江左人向来认为自己是中土的正朔,关陇人不过是一群粗鄙的蛮夷,为此,山东人和江左人决心逆转乾坤,他们以改革为武器,高举着和平统一和中央集权制的大旗,试图从政治上推翻关陇人,重新夺取中土的统治权,重新掌控中土权力和财富分配的主导权。
但关陇人同样充满了智慧,尤其那些以军功崛起的新兴贵族,他们也以改革为武器,也高举着和平统一和中央集权制的大旗,试图从政治上摧毁门阀士族政治,彻底断绝山东人和江左人的东山再起之路。
大家都要求改革,而改革的实质就是重新分配中土的权力和财富,做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关陇人,他们占据了最大份额的权力和财富,一旦改革进行下去,损失最大的就是他们,结果当改革进行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山东人和江左人越来越积极,而关陇人却越来越消极,最终他们不可避免的走上了反对改革的道路,成为政治上的保守派。
山东叛军攻打中原,威胁东都,实际上就是帮助山东人打赢东征,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解释为这是改革派向保守派动了攻击,而这一象征意义是皇帝和改革派所需要的。皇帝和改革派在赢得了对外战争,建下了显赫武功,树立了强大权威之后,正好可以借助此事打击保守派,以此来推动改革加前进。
梁德重忧心忡忡,从他的高度遥看未来一片模糊,扑朔迷离。既然看不到未来,那就要确保现在的利益不受损失,为此梁德重决定与崔德本好好谈一谈,只要我的利益不受损失,你崔德本爱怎么于就怎么于,我视而不见。
就在这时,崔德本主动寻上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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