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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客农这次来上海是从大别山转道而来，他到大别山是受中央委派看望还在大别山坚持游击作战的由高敬亭率领的红二十八军将士们的。（由于张国焘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政策，红四方面军未能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1932年10月，主力撤出根据地，向西转移到川陕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留下的红军重组红二十五军，在吴焕先、徐海东、王平章等领导下继续坚持斗争。1934年6月，中央派程子华来鄂豫皖根据地，担任军事领导工作。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转移北上后，留下的部分武装重建红二十八军，在高敬亭等领导下，坚持游击战争。1937年，高敬亭独立和卫立煌谈判，结束国共内战，所部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
甘冒危险亲自潜入上海会见铁骏，李客农的主要目的有两个：第一个目的自然是进一步试探铁骏的政治倾向，继续动员铁骏加入红军阵营，最不济也要体现出红军阵营对铁骏的重视，和铁骏搞好关系；因为他们通过铁骏赠送经费、提供关于王亚樵的情报的行动，认为他是倾向于红军阵营的。派出李克农这样的重要人物，也可以让铁骏感受到红军阵营的真诚。第二个目的是想利用铁骏的关系搞到军火物资，当然能够免费那就更好了，因为离开南方根据地的红军，丢掉了所有的家当，现在实在是穷的太狠了。
对于李克农代表红军阵营伸出的橄榄枝，铁骏仍然是非常委婉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至于军火物资，铁骏答应在不久的将来会亲自送到陕北，至于费用，他希望到时候能够和红军阵营的最高领导人当面商谈。
虽然心里已经有所准备，但是听到铁骏再次拒绝加入红军阵营，李克农和凌玉还是感到有点儿失望。完成了主要任务的李克农谢绝了铁骏共进午餐的邀请，带着凌玉悄悄地离开了公共租界，回去汇报工作去了。
俗话说得好；“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频繁地出入花旗国领事馆以及汇丰银行，甚至花旗国驻军兵营的铁骏，很快就引起了有心人的注意，这其中当然少不了倭国特高课啦。就在李克农秘密返回陕北的当天，一个在二战时期让人“闻其名而色变”的老鬼子来到了上海，这个人的名字可能没有人没有听说过，他就是土肥元贤二。
土肥元贤二，别名：“东方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土匪原。1888年8月8日出生在冈山县一个军人家庭，1904年和1912年，先后毕业于倭国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1913年，以参谋本部部员、陆军上尉身份来到北京，在“坂西公馆”(即特务机关)任倭国特务头目坂西利八郎的助理，成为继青木宣纯和坂西利八郎之后，在华夏从事间谍活动的倭国第三代特务头子，开始了其在华夏长达30余年的间谍特务生涯。
1928年3月，土肥元应聘出任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顾问，陆军大臣为其规定了控制奉军、搜集奉军情报等任务。土肥元贤二由于长期生活在中国，成为倭国陆军特务系统中有名的“华夏通”。1919～1920年，土肥元贤二利用其与山西军阀阎老西儿是士官学校同学的关系，曾两次安排倭国华夏驻屯军司令官与阎会晤，建立所谓“倭阎亲善友好关系”。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吴佩孚仓惶逃往汉口。土肥元贤二立即在背后操纵策划，以停止银行兑换为手段，致使吴佩孚的纸币化为废纸，加速了直系军阀的垮台。
1928年6月，张作霖在关东军制造的“皇姑屯事件”中被暗杀后，他被解聘辞去顾问，转任步兵第30团团长。
1930年10月土肥元接受关东军的指令，在华北设立特务机关，以瓦解张小六子的势力。
1931年3月，倭国正式在天津设立特务机关，由土肥元任特务机关长。此间，他曾利用石友三排斥张小六子，拉拢阎老西儿出山，一并解决满洲和华北问题，未能得逞。
1931年8月16日，出任奉天特务机关长的土肥元回国述职。“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当天，由东京赶回奉天任所。隶属于关东军司令部的奉天特务机关，一时成了事变的指挥中心。9月20日，土肥元被任命为奉天市市长。
9月22日，在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召开的策划事变后下一步行动的会议上，土肥元主张应在满洲建立以倭国为盟主的国家。当倭**部批准关东军建立伪满洲国的方案后，土肥元接受关东军的指令，于10月25日前往天津劫持溥仪到东北，以便拼凑伪满傀儡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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