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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太出乎意料，他也知道想让北极熊转变他们的对外战略，不是一时半会能够实现的。
和铁俊感到失望的原因不同，本来想借着倭国和北极熊开战无暇蚕食华夏领土的大好机会，将“流窜”到陕北的红军彻底“解决”的蒋委员长更是失望，因为从六月开始的“两广事变”，让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剿共大业搁浅了。
“两广事变”又称“六一事变“，1936年6月至9月，华夏国民政府和华夏国民党内部的地方实力派系:广西的新桂系和广东的陈济棠粤系，利用抗日运动之名义，反抗不积极抗倭却一直处心积虑想要消灭两广的国*民政府中央首领蒋公的政治事件。该政治事件几乎触发了一场内战，但是最终以双方达成政治妥协而和平结束。
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倭国帝国主义对华夏之侵略不断加深，华夏政治形势也十分复杂。蒋公在蒋桂战争中重创势力如日中天的新桂系，将新桂系从一个可以影响全国的政治派别削弱成一个地方实力派。随后又在中原大战中击败国民党内部的其他实力派，如西北军冯玉祥，晋绥军阎老西儿等等，巩固了其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和政治地位。
蒋公又利用“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军丧失根据地的客观因素，逐步蚕食，控制了东北军，并且通过围剿红军，将其影响力深入西南各省。蒋公的中央军系对各地方实力派的步步进逼，和侵华倭军对地方实力派的攻击，都引起了各地方实力派的强烈反弹。
新桂系早期与倭国的关系十分复杂，在华夏众多军阀当中名声并不算很好，主要原因还是新桂系在历次反蒋战争中都接受了大批倭国武器和倭**事教官，被舆论界斥为亲倭“军阀”，但新桂系首领白建生则以“胡服骑射”、“借他人的拳头打他人的嘴巴”等理由加以辩解，不过并没有得到华夏民众的认可。
1936年，新桂系首领李德邻公开发表“焦土抗战论”，攻击蒋公中央当时的“不作为”，令到华夏进入“不死不活”的状态，并声称全华夏必须进行“焦土抗战”，以应对倭国对华夏的“鲸吞蚕食”，并且驱逐了桂系军中的所有倭国顾问和教官。李德邻此举，虽含有对倭国侵略的强烈不满，但亦有攻击蒋公中央不断对地方实力派进逼之意。
随后，李德林、白建生又多次发表文章，攻击蒋公中央对抗倭之不作为，并声称地方实力派愿共同出兵抗倭。同时，新桂系亦暗中与工党呼应，希望形成全国抗倭统一战线。
而国民政府中央则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坚持必须等待统一全国之后，才可以倾全力反击倭国之侵略。蒋公亦派人游说新桂系之政治盟友——广东陈济棠，企图得到陈济棠的配合，一举消灭新桂系。
1935年末，陈济棠派人前往南京述职。蒋公向其透露了解决新桂系之方针政策，并要求陈济棠配合，同时驱逐广东境内一切反蒋势力。陈济棠得知后，甚为猜忌，认为唇亡齿寒，新桂系一旦失败，粤系亦不能避免被蒋公吞并之命运。故反而积极主动联络新桂系，一同反蒋。
1936年6月1日，广东军阀陈济棠与新桂系联合举兵反对蒋公。两广地方实力派1931年以来即处于独立、半独立状态，与南京中央政权相对峙。蒋一直处心积虑要消灭两广的割据势力。2日，两广成立军事委员会和抗倭救**，以陈济棠为委员长兼总司令、李德林为副总司令，进兵湖南。蒋一面调集军队入湖南防御，一方面收买陈济棠的部属。7月，粤空军司令黄光锐率飞机70余架叛陈投蒋，接着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也通电拥护南京政权，就任蒋委任的广东绥靖主任兼第四路军总司令职，陈济棠不战自败，7月18日通电下野赴港。
蒋解决了广东陈济棠后，便转而对付广西，数十万大军从广东、湖南、贵州、云南四面包围广西。广西也征集上10万军队把守边关，摆出决斗架势。后来在调停下，双方妥协，南京答应李、白提出的“确定抗倭计划”等条件。9月中旬，蒋、李在广州会晤，言归于好，广西问题最终得到了和平解决，也让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更多地保留了一丝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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