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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警卫员小李从瑞金赶回来了。我非常高兴，详细询问了主席的情况；小李告诉我说：主席的头发很长，身体消瘦，精神似乎也不太好。不过接到师长你的信，主席倒是很高兴，看了之后，又问了许多关于你和34师的情况，我知道的都说了。主席夸你大有进步，还要我给你带了封信。我连忙接过信看了起来，熟悉的字迹跃现眼前：树湘同志，托人带来的礼物与信都已收到，很是高兴。特别是对你的进步及红34师取得的胜利感到十分欣慰……信中简略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及自已对时局的判断，点拨我在与上级总的指导原则一致的基础上，可审时度势，灵活把握。信最后提到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前途堪忧，希望我带好部队，注意保存革命力量。我看完信后，心情激动不已。主席身处逆境之中，对苏区对红军的前途仍然十分关注。特别是那敏锐的洞察力，对今后局势似乎有所暗示，令我钦佩不已。
时令进入到34年元月后，形势越来越紧迫，果不出我所料，蒋介石于元月中旬推毁了孤立无援的“福建人民政府”，逼迫毫无退路的第十九路军缴械投降。于是，蒋介石便将入闽作战的国民党军队改组成以蒋鼎文为总司令的东路军，完成对中央苏区的四面合围，从东、北、西三面向苏区中心步步紧逼，南面则由陈济棠所部粤军负责防堵。苏区逐渐被缩小，经济遭封锁，盐贵到－块七角钱－斤，粮良不足、药品、布匹更是缺乏，根据地越来越艰难。
此时，bo古、李德等人已取得直接控制红军的指挥权，于是，便可以不受阻碍地推行左倾路线及错误的作战指导。他们在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遭到碰壁后，又转而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处处设访，节节抵御，以“堡垒对堡垒”，进行所谓的“短促突击”，企图以此达到粉碎敌“围剿”之目的。在这种消极防御方针的指导下，从一月下旬到三月底止，几个红军主力兵团分兵数路，都担负起修筑碉堡的任务，依托碉堡实施所谓的“短促突击”，进行徒劳无益的战斗。稍微清醒的人都知道：红军既没有钢筋水泥，又缺乏工具机械，仅凭石块土木建筑起来的碉堡，目标大且又不坚固，岂不是成了敌军打击的活靶子。这些碉堡能经得起敌军重炮轰击和飞机的轰炸吗？那么多的红军指战员躲在里面，一旦被击中，那不是成了一座活坟墓？伤亡必然惨重。碉堡都没了，还依托什么去进行“短促突击”呢？然而，这又是中革军委下的命令，红军指挥员不得不服从，咬着牙关去执行。
元月十九号，我师接到中革军委及军团部的命令，赶赴得胜关至东山一线，修筑碉堡，准备迎接北路敌军的进攻；防守得胜关，保卫建宁。我率领早已蓄势待发的红34师，一日一夜就赶到得胜关。担任得胜关一线防御的除了红五军团之外，还有红七军团－部及地方部队的独立师、团。担任建宁东线防御的是三军团与红七军团的另－部。红一军团、红九军团则在永丰－线阻击国民党军北线进攻的另一部。
得胜关位于闽赣边境的西侧，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中央苏区东北方的重要屏障，是建宁（建宁原为红一方面军所在地）的北方门户。得胜关－旦失守，北线之敌则长驱直入与东线之敌夹击建宁，而中央苏区的东门将被打开。因此，得胜关的防御尤显重要。我师则承担主要地段的防御，右侧为五军团13师，左邻为七军团的20师。任务明确后，我带领师、团、营主要领导前去勘察地形，用了－整天时间，把得胜关前20里的地形看了个遍，并叫作战参谋把主要地形都详细地标在地图上。回来后我与政委商量决定，第二天召开连（含连）以上军政主官会议，布置修筑工事碉堡及战斗部署。晚上，我为明天的会作了充分准备。
第二天上午，我们在一家祠堂召开了 “保卫得胜关动员大会”。首先，政委作了思想政冶动员报告，强调了这次保卫得胜关的重要意义，要求每个指战员必须做好长期坚守和打恶战的思想准备，要求每个指战员都要坚决执行中革军委的命令。接着，我对敌情作了详细介绍，分析了敌军这次“围剿”所采取的战略战术。我说道：“蒋介石在总结了以往失败的经验教训后，改变了原来‘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作战方式，代之以构筑纵横交错的碉堡封锁线，采取步步为营，处处设碉，层层巩固，节节推进之战略。即每天向前推进三、五里，就停下来，在炮火掩护下，不慌不忙地修筑碉堡。待一线碉堡筑成后，后面一线部队又往前移动修碉堡，这样轮番掩护，交替前进，压缩中央根据地，最后寻求同红军主力决战。而我军奉中革军委的命令，采取以‘堡垒对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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