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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过是心疼损失大了而已。
“司令，这个红34师师长叫陈树相，听说是m*的得意门生，作战指挥灵活，善于捕捉战机，下手快、狠。部队武器装备好，战斗力特强。前几个月在赣北、闽西将陈诚的第11师歼灭了大半，又将老蒋的几个主力师打残，可厉害着呢！”黄师长如数家珍般地回答。
“嗯！告诉南路军各部，这个红34师还是少惹它为好。”陈济棠叮嘱道。
“是！”随后，两人在密室又研究了半天。
此一仗极大地缓解了我师武器弹药及作战物资的缺乏，这也是我决心打这一仗的另一个主要目的。没想到此战缴获如此之丰，单是各种枪支就有7300余支（挺），各种枪弹百万余发，*3万余枚；一个完整的炮兵营（18门山炮、野炮），炮弹1000余发；迫击炮四十佘门，炮弹近2000发；还有大量的药品、军服等作战物资。另外，还缴获银元62000多块，金条100余根，珍宝200多件；收缴和购买盐巴5000余斤，布匹82捆，药品47箱，骡马200多匹等（其实很多财物是从伪官吏及土豪劣绅那里拿来的）。这一次，全师大部换成了德式装备。为感谢红二十二师的大力支援，我们赠送了迫击炮8门，炮弹160发；步枪1000支，轻重机枪30挺，子弹10万发，*5000枚。程师长感激不尽，红二十二师的武器装备基本上已达到红军主力部队的水平。另外，我们还给中央苏区政府送去盐巴4000斤，药品30箱，布匹30捆，电池50对（发报机用的），香烟15箱等紧缺物资。
第三天，陈济棠派出的代表秘密来到我师，担任谈判代表的是粤军笫一军少将参谋杨幼敏，四师参谋长吴元毅，一师笫二旅旅长严应鱼；红军代表由我、政委与参谋长担任。双方就释放粤军五千余名俘虏进行谈判，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达成了协议：粤军向红军无偿提供75mm山炮、野炮炮弹1500发，各种口径的*3000发；各种子弹50万发，*2万枚，自动步枪300支，*200挺等。红军则释放全部被俘粤军官兵（400多名坚决自愿要求参加红军的除外）。
谈判结束后，杨幼敏暗地里找到我，向我传递了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愿与苏区红军高层领导人进行谈判，达成“互不侵犯”这一信息。我满口答应向上级反映，并尽力促成这件事。双方自然是皆大欢喜。看来历史还是沿着原来的轨迹在运行。我知道政委对我处理取俘虏这件事虽然表面支持，但心里肯定存在疑虑或一些想法，如不及时沟通，使两人产生隔阂就不妙了，就会影响到红34师的发展大计。晚上，我主动找到政委，便将我受主席的指点，所产生的设想以及与何司令员的交谈到冒险打这一仗，并通过释放俘虏促成与陈济棠谈判，最终能达成粤军与红军互不侵犯之目的，使中央苏区的南线暂时处于相对稳定时期。同时利用陈济棠打开蒋介石对苏区经济封锁的口子，秘密通商，以缓解中央苏区经济的困境的这一行动计划全部说出。我继续说道：“这一行动计划事关大局，且环环相扣；只要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就会影响到大局。当时，我也没有多大的把握；出了事怕连累你，所以暂时就没告诉你。目前，这个计划只有主席、何司令员和我知道。好在计划的前半截已顺利实施，剩下的就交给上级领导去处理吧！”
政委听完后，好半晌才反应过来：“好你个老陈，真是了不得！这么件大事就被你不露痕迹地给办成了。有胆略有智谋，我老程服了。不过，老陈你不够战友，我老程难道怕挑担子。”
“好了！政委，下回有事一定由我两人承担。这件事只你知道就行，还须保密。”我只好开口投降。随后我俩商量着怎么给主席和上级说这件事。最后决定写一封详细的信给主席，何司令员那里由我亲自去汇报。
翌日，我带了一些缴获的战利品去见何司令员。“树湘，这一仗打得好哇！有勇有谋。”何司令员显得非常开心。
我连忙说：“是您领导有方嘛！”
“算了！你别拍马屁了。我知道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说，有什么事吗？”
“那边来消息了。”我小声说道。何司令员一听忙把我拉进里屋，我便把事情的经过详细叙说了一遍，并把陈济棠传递的信息如实地转告给他。何司令员听完思考了一下严肃地说：“树湘，你这件事办得好！但要严格保密，对外不得透露半点信息。待我向中央和苏区政府汇报后再做决定。”
“是！我一定严守秘密。”说完，我便告辞而回。后来的发展正如历史所述，只不过时间提前了几个月。中央和政府在m*、zu德、z恩来等人的力举下，作出决定：派遣何长工、潘汉年（时任赣南省委宣传部部长）作为中央红军代表与粤军代表杨幼敏、、黄质文（粤军独立第七师师长）、黄任寰（此三人均为陈济棠心腹）进行会谈。双方住进了粤军第二旅驻地罗塘镇附近，一个偏僻的小山村的一座二层小洋楼，进行了为期三天的秘密谈判，双方态度诚恳，气氛融洽，很快达成了如下五条协议：一、就地停火，取消敌对局面；二、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三、解除封锁；四、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粤军的防区后方建立医院；五、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粤军，粤军撤离二十公里。红军人员进入奥军防区用陈部护照。由于双方保密工作极为成功，尽管蒋介石的特务网十分严密，直到红军撤离苏区时都没有被发觉。陈济棠还借口前段进攻苏区损失一个师，向蒋介石索要了一个师的武器装备。
南线战事暂时平静后，陈济棠便暗地鼓动广东的商人到共产党苏区做生意，通商贸易使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两个区域都得了实惠：陈济棠卖了商品赚了钱又讨了红军的好；红军则找到了突破国民党经济封锁的口子，得到了苏区急需的物资。主席对苏区南部的政治、军事、经济形势非常满意，还来信对我进行了表扬，并对苏区南部工作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为消除“赤白对立”，苏区政府和红军总司令部发出了一份《告白军官兵书》，特别强调了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道理，印刷了五千份，散发在苏区南部的粤军阵地。同时，主席还指示我们可以小规模出击，不碰粤军的主力，让粤军在蒋介石那里多少有过交待，避免引起猜疑。我则借这个机会，派出特侦营与小部队专门袭击没有粤军主力驻扎的县、镇，搜缴官僚地主恶霸的私财及物资，几个月下来，搜获的银元达8万多块，金条近200根，还有大量的粮食、食盐、布匹等物资。可谓是大获丰收。
南部苏区人民在这暂时没有硝烟的祥和气氛中，闹起了春耕。我和政委走在布谷声声的田洞里，心中涌起一片温馨、宁静。望着辛勒耕耘的苏区人民，一种责任感使命感油然而生，为了这美好的一切，就是付出我们的鲜血和生命也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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