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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红军近卫师以四个小时不到，就全歼川军模范师12000人的伟大胜利，被一道道电波迅速传遍红军各部，所有红军官兵无不兴高采烈，欢欣鼓舞。主席、朱老总、周副主席、洛甫、w稼祥、bo古等中央领导笫一时间得此消息，都向主席表示祝贺。洛甫真诚地对主席说：“老毛！还是你行！”话虽朴素，但却道出了众人的心声。bo古、李德等人亦面露羞愧之色。
与此同时，彭军团长指挥的三、五军团也顺利地阻击了川军的增援，并取得击溃川军两个团的胜利。川军总司令刘湘得到模范师被歼的消息，心疼欲裂，将川南前线总指挥潘文华臭骂了一顿。严令他不要单独冒进，悠着点，以免再吃红军大亏。此后，川军收敛了不少，也不敢过于贴近红军
此一仗，我军缴获甚多，我师消耗的弹药不仅得到补充，还剩余颇多，支援给各军团，缴获的枪支足以满足红军各部的需要。关于俘虏的处理，我师向军委请示征得同意后，除了自愿参加红军的千余人外，其余的经教育后全部给予释放。对于郭勋祺，手臂负了点轻伤，我们给予了很好的冶疗。晚上，刘总参谋长请他吃饭，我和政委作陪。原来郭勋祺与刘总参谋长及陈毅同志曾是好友；还与另一位共产党人吴玉章往来也很密切。其实，郭猫子这个人并不是很反动，他出身于四川华阳县一农家子弟，早年从军，投效川军潘文华部，后因战功卓著，很受刘湘赏识，提升为旅长、副师长。刘湘知道他善打硬仗，又同情共产党；故派他前来阻击红军入川。只要红军不进占四川，便会“相机行事”。谁知刚和红军照面，就当了俘虏；说来够倒霉的。席间，我们真诚相待，使他逐渐消除了戒心，相谈甚欢。我在席上隐约地向他表达了这样一个信息：目前日本侵占华北，已迫在眉捷，国难当头，我们中央红军要北上抗日，只是路过贵地而已，绝不会占领四川，希望他能向刘湘传达我们的意思。同时，也希望他能为抵御外侮多多出力。郭勋祺欣然应诺。
第二天上午，我们就地释放了郭勋祺及部下7000余人。郭勋祺回见刘湘后，刘湘将其臭骂了一顿，本想撤职查办，但看他还带回了一大半人，也就从轻处理了他，从副师长降为旅长，令其戴罪立功。
在我们红军欢庆胜利的时刻，主席在享受短暂的喜悦之后，又独自徘徊在栖身的岩洞里，思如潮涌……主席并没有被一时的胜利所陶醉。川军模范师的被歼，只是缓解一时的紧张局势而已，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红军的不利局面。怎么样使红军真正把握战略上的主动权，彻底地变被动为主动，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到现在，红军就一直处在被蒋介石的算计之中，行动被制约，意图无法达成，败绩连连。转兵贵州之后，形势虽有所好转，但仍未从根本上解决被追被剿的局面；敌人还是从红军的动向间捕捉到红军的行动意图。这次，北渡长江、进入川西南或川西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是一个比较周全的计划，有利条件甚多。可是，由于战略意图的暴露，再加之红军部队的行动缺乏突然性，使得敌人早有准备，利用水、陆两路交通的快捷，先予部署。看来，红军要实现原定北渡长江的计划，又是困难重重！
怎么办？是争取时间，尽快实现原计划？还是再行改道，另找他途？可这两者仍然难逃被敌军围追堵截的处境。现在唯一改变局面的办法是我们主动地牵着敌人的鼻子走，而不是被动地被敌人撵着走。要实现这个目的，必须是出敌意料之外，行常人意想不到的奇计奇谋。如天马行空，无迹可循。这就需要红军达成行动的突然性，行踪的飘忽性及动作的敏捷性。同时，采取迷惑敌人的手段，把敌人诱入误区……。既然敌人已经知晓我们北渡长江的计划，何不来个将计就计，继续摆出北渡长江的姿态，吸引敌人的注意。但为避免陷入重围，可适当改道，进入敌人力量薄弱的扎西地区；再做好暗渡陈仓的准备，突然杀它个回马枪一一回师黔北……
主席的思路渐渐明晰了，一个军事史上无与伦比的杰作即将出台……
次日清晨，我接到主席电话，询问我师炮兵部队的行军速度，我回答每日正常行军80至100里，主席听后思考了一下，说要每天保证100里左右。随后又告诉我部队马上要展开大的行动，将一切不必要的东西统统扔掉，轻装前进。我表态坚决执行。接完电话后，我知道四渡赤水的战役即将展开。因为我师的重武器多，怕影响行军速度，所以主席亲自打电话来了解情况。
上午八时，接到了中革军委的正式命令，我立即作了安排：严格命令部队精简一切不必要物品（包括损杯的山炮、迫击炮），每个官兵携带的重量一律不得超过45斤。王参谋长率第一旅及工兵部队为前卫，立即抢占土城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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