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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警卫营及旅炮兵营大部设伏，围歼敌先头部队（估计敌先头部队至多为一个团）。108团及炮兵营一部担任阻援，掩护伏击部队全歼敌军；107团二、四营担任预备队。师侦察营负责侦察、扰敌任务。
上午十时左右，侦察营报告，敌援军的先头部队是107师六一九团，距师主力约三公里左右。我得到报告后，立即命令部队进入阵地，注意隐蔽。约十一时二十分，敌先头团全部进入伏击地域。罗旅长便下令攻击，顿时整条山沟都响起了猛烈的枪炮声和*的爆炸声，敌六一九团在我师优势火力及优势兵力的突然打击下，不到半个小时便停止了抵抗，大部成了俘虏。跟在后面的107师师长得悉先头团遭伏，便急忙率师主力来援，遭到108团和一个山炮连的迎头痛击，伤亡不少。敌107师师长冷静下来之后，开始组织有秩序的进攻。这时，伏击战已结束，罗旅长留下师警卫营打扫战场，急忙集合106、107团，准备给敌107师主力以更大的打击。于是，便来电请示。我从师侦察营那里得到报告：敌111师与107师相距约七、八里，便同意了罗旅长的请示，只叮嘱他不要出击过远，防止敌人反扑。罗旅长高兴地放下电话，立即指挥106、107团从敌107师左、右两侧包抄过去。此时，敌107师师长也发现情况不妙，前面山沟的枪炮声已停息，六一九团可能完了；而左右两侧又出现了红军，于是，便赶紧下令撤退。三旅则乘机猛追，追了三、四里便打住了，俘虏只抓了两、三百，武器弹药和各种物资拾获的倒不少。此路援军损失一个多团后，便灰溜溜地退回了洛川。后听说敌另一路援军竟原地未动。
到了下午三时，直罗镇敌109师的四个团大部被歼，只剩下牛师长率领近1000残敌逃进了那个石头围成的小寨子，负隅顽抗。一、三军团在劝降无果的情况下，调来了几门山炮和一个迫击炮连，攻击令一下，红军不到二十分便全歼了这股残敌。师长牛元峰亦被击毙。
西安的张学良得悉陕北“剿匪”又丢失了一个师另一个团，损失近万人，简直是欲哭无泪呵。这几仗不但把张学良打痛了，也把他给打清醒了。于是，赶紧下令“围剿”大军撤回原地驻防。一、三军团则趁机攻占并控制了宜君、黄陵、洛川、黄龙、韩城等地。至此，直罗镇战斗圆满结束。红一方面军终于有了一个可靠的立脚点。这正如主席当时听说：直罗镇一仗，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伟大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我率领第三旅顺利完成阻敌任务后，便押着俘虏，携带缴获的战利品，高高兴兴地返回庆阳。在清理战俘时，一个名字引起了我的注意，他就是东北军第六十七军一零七师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我从后世记忆中了解到：高福源原是北京大学的毕业生，不愿打内战，抗日情绪十分强烈，并与张学良有着密切的私人关系。我将了解到的这些情况向主席和中革军委作了详细汇报，并建议放高福源回去做做张学良的工作。主席和彭老总都非常赞同我的建议，俩人还亲自找其谈话，使高福源详细了解到红军的政治主张，感受到红军愿意停止内战，坚决抗日的决心。高福源接受了红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冶主张后，便主动提出回去劝说张学良和王以哲两位将军联合红军抗日。
回到蒲城的高福源受到了张学良和王以哲的秘密召见，高福源向他们面报了自已在红区的见闻及红军提出的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这在张学良和王以哲的心中引起了巨大反响，使在迷茫傍徨中的张学良看到了一丝曙光。三人密谈了一夜。天亮时，张学良说：“你谈的很好，我基本上同意。你休息一下就回去，请红军方面派个代表来，我们正式谈一谈。”高福源立即回到瓦窑堡，向主席和周副主席作了汇报。中g中央立即指派李克农前去蒲城会见张学良。从此，红军与东北军的谈判通道打开了。后来还听说周副主席亲自出马，与张学良进行密商，还做通了西北军杨虎城的思想工作，使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达成了取消经济封锁和互不侵犯的协议。
十月三日，中g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了政治局委员和侯补委员外，还有中革军委委员及各军团的主要负责人。会议开了两天，经过充分的讨论，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巩固和发展陕甘宁苏区”这一重要决议。在决议中，中央向全体同志提出并布署了如下四大任务：一、尽快建立健全苏区各级党组织和各级苏维埃人民政府；二、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制订的土地政策。在这里，除了对极少数血债累累的大地主、大恶霸进行坚决打击并没收及一切财产、土地外，而对一般中、小地主或富农，只是没收其多余的财产、房屋、田地分给贫苦农民。这样有利于苏区内部的稳定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三、加快苏区经济发展及商品的流通；四、壮大和发展苏区武装力量。另外，中革军委还宣布调整了红军各部的驻防，令我师将原驻防庆阳地区交由三军团接防，而我师则继续北进，迅速攻占并控制延安及延安以北地区，直至陕、蒙边界；进一步扩大苏区纵深及回旋余地。同时，中央决定将中央机关各部和红军大学迁移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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