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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故而，张、杨二人与中g代表团很快便达成了共识，对中g代表团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一拍即合。三方还就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联合军事行动问题进行了磋商，达成“三位一体”，共应急变。z恩来将三方会谈的详细情况及时电告中央和主席。
十九日，中央根据各方面的情况又召开了“西安事变”发生后的第二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主席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他强调说：“目前问题主要是抗日问题，而不是对蒋的个人问题。”“南京的一切注意力都集中在捉蒋介石的问题上，动员一切力量来对付西安，把张、杨提出的一切抗日主张都置而不问，更动员所有部队来讨伐张、杨，这对于抗日是非常不利的。”“我们主要是消弭内战与不使内战延长”，争取“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基于对全局的分析、判断，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g中央发表了《对西安事变通电》，将召开的抗日救国会议改为和平会议，并倡议将会议放在南京举行，承认南京政府在全国的领导地位。同日，中g中央又发出《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明确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四项方针。
与此同时，在南京的宋美玲派遣曾做过蒋介石和张学良顾问的端纳，于十四日飞抵西安，向蒋代转了宋美玲的亲笔信及宋氏兄妹的意见；并于当晚致电宋美玲，报告蒋在西安平安无事的消息。同时，将张、杨二人甚盼孔祥熙、宋美玲来西安谈判的信息通报于孔、宋二人。经端纳的解释和劝说，蒋介石发现张、杨并无危害自己的意图，态度遂有所缓和。二十日上午，宋子文飞抵西安，向蒋报告南京情况，递交了宋美玲、孔祥熙写给他的信。陪宋来陕的郭增恺在与杨虎城的会见中，得知张、杨发动的事变的目的是逼蒋抗日，并知晓了中g对西安事变持和平解决之方针。郭增恺立即将得到一切的情况向宋报告，并代转中g方面的信息：中共未参与“西安事变”，主张和平解决。只要蒋改变政策，抵抗日本侵略，中g当全力以赴，号召全国拥护国民政府，组成抗日统一战线。
二十一日，宋子文飞返南京，高兴地向宋美玲、孔祥熙等报告西安之行的收获。宋、孔等人听后面露喜色。次日，满怀希望的宋美玲在宋子文的陪同下，急急忙忙飞往西安，受到张、杨二位将军的热情接待。为了争取早日在释放蒋介石的问题上取得中g方面的支持和协助，宋美玲于23日和24日两次会见中g代表z恩来，同其进行长时间的谈话。z恩来代表中g向宋美玲坦率地申明和平解决事变的政治主张，宋美玲也明确表示赞成停止内战。于是，国共和谈的大门打开了。
宋美玲、宋子文的从中斡旋，使得蒋介石同意了张、杨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指定宋氏兄妹作为他的代表与西安方面进行谈判。经过一番唇枪舌剑的激烈交锋，双方达成了六项协议：（1）改组国民政府，容纳抗日分子；（2）释放上海爱国领袖及一切政冶犯；（3）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4）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5）改变外交政策，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糸；（6）其它的救国方法。蒋介石对六项协议表示认同，虽然不作书面签字，但提出以“领袖人格”担保；西安方面则以大局为重，对此亦表同意。
随后，中g代表z恩来特地到蒋介石的住处拜会了蒋，向其说明中g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以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蒋介石表示同意谈判的条件，并邀请z恩来去南京继续谈判。至此国共和平谈判获初步胜利。
紧接着，释放蒋介石的事便摆上了议事日程。但在什么条件下释蒋，西安方面却出现了矛盾。张学良主张无条件的释蒋，而中共、杨虎城及张、杨的部下均主张有条件释蒋。对此，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高级将领联名给宋子文写信，要求中央军必须撤出潼关以东，商定的问题必须有人签字，才能放蒋走，否则他们绝不答应。面对来自西安方面和宋氏兄妹的双重压力，张学良担心时久多变，便决心尽快放蒋。他在未与杨虎城及中共商议的情况下，便匆忙陪同蒋介石夫妇及宋子文一行离开了西安。待z恩来闻讯后赶到机场时，飞机已腾空而起。蒋介石回到南京后立即背信弃义扣押了张学良。结果，张学良落得终生囚禁的悲惨下埸。
二十七日，回到南京后的蒋介石，发表声明，意欲对口头诺言予以否认。主席对此立即给予回击，发表了《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严厉驳斥了蒋介石的种种谬论，敦促他实行已经允诺的六项条件，明确指出蒋介石是因为接受了这些条件后才恢复自由的，希望蒋能“言必信，行必果”。同时，蒋介石亦迫于社会舆论及国民党内部的呼声，不得不履行自己的诺言。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达到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宣告了国内十年内战局面的结束，标志着由中国g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主席对此作出了高度评价，他在给xin弼时同志的电报中指出：“西安事变顺利的和平解决，成为开始在全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新阶段，也走到全国统一战线的实际建立，举国抗战开始一个过渡的时期。”
但是，在g产党和红军内部，对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看法不一，意见纷纷。特别是好不容易抓住了罪该万死的蒋介石而又把他给放了，有许多人思想都想不通，其中还包括一部分党内高级干部和红军的高级将领。对此，主席特地到抗大作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报告和解释有关疑问。
当时，有不少学员含着眼泪问，为什么不杀蒋介石，他欠我们的血债太多了，他杀了我们多少同志还有父老乡亲，就是将他千刀万剐，也难消心头之恨。
主席语重心长地解释说：大家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蒋介石罪恶滔天，欠下全国人民无数的血债，大家要求杀他，无可厚非。不杀他，确实不能平息民愤。但是，蒋介石是不能杀的。在目前的情况下，杀了蒋介石，正中了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的下怀。国民党中的亲日派正打着“讨伐叛逆”的旗帜，纠集大批军队开赴潼关，进逼西安，扬言要炸平西安，阴谋用这种手段置蒋介石于死地，以便取而代之。那么，各派军阀之间就会大打出手，相互争权夺利。必然给日本帝国主义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即中国将会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如果仅仅从我们党的私仇出发，杀蒋介石来解恨，那就会忘记民族危亡这个大局。我们g产党人就是要以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为重，不记私仇，以德报怨，迫使蒋介石改变反动政策，团结一致，共同抗日。
有学员问，不杀蒋介石，也不要这样快就把他给放掉，可以将他扣押起来呀？主席解释说，我们必须明白，这次抓蒋介石是出其不意，乘其不备，他的军事实力还原封不动地保留在那里。如果我们不杀他，把他放回去，通过谈判，逼他改变态度，把他的军事力量用到抗日上去，岂不是更好么！
主席耐心地回答并筌释了学员们各种各样的疑问。当时有些人还担心：现在放了蒋介石，蒋介石回去后背信弃义不抗日怎么办？对此，主席作了深刻地分析。他说：日本侵略者、国民党内亲日派，他们惟恐我们不会杀掉蒋介石；而蒋介石又最怕死，在这种生死攸关的时刻，蒋介石会认识到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再加上宋氏兄妹的劝说，蒋介石肯定会接受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的抗日主张的。接着，主席就以陕北老乡赶毛驴上山的三个办法“一推、二拉、三打”的生动比喻，说明用对付毛驴一样的办法来对付蒋介石，拉他，推他，再不干就打他。只要拉得紧，推得有力，打得得当，驴子就会被赶上山了，故而蒋介石也就抗日了。
主席的报告既生动形象，又发人深思，解决了人们思想上的种种疑虑。我听后建议学校校委会根据主席的报告，并结合当前的形势，开展一场深入实际的大讨论，以进一步统一全校师生的思想认识。学校采纳了我的建议，很快在全校兴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讨论，一时间课内课外、活动休息，大家谈论的都是这一热门话题。有分析、有争论，有探讨，大家越辫心里越明，越讨论越觉得中央和主席作出的决策是无比的英明正确。从而消除了党内和军队内的种种疑虑，统一了思想认识，激发了全校师生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积极性。后来，这一经验被主席发现总结，在苏区各单位内广泛推广，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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