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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又能培养各研究机构的团结协作精神。二、继续扩大我党我军的影响，进一步争取国际国内的援助，特别是争取苏联的援助。三、立即派出人员到海外华侨那里去大力宣传，多做工作，争取海外华侨（特别是东南亚一带的华侨）对我党的大力支持与援助。”我说完之后，主席他们思考了一会，接着又与我进行了商讨，基本上同意了我的建议。
最后，主席谈到了即将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他慎重地说道：“老总、恩来呀，还有十二天就要召开六中全会了，这次会议非常重要，它对指导今后的抗日战争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你们有什么意见或建议都可以在会上谈一谈。”接着又对我说：“树相那，你是一个大区的主要负责人，这次六中全会你要参加，时间很紧，你就不要回去了，家里的事交绐翠霖同志负责。你这段时间可以协助克农同志抓抓《龙腾计划》的工作，也顺便帮助我整理一些资料。”我急忙点头答应。
晚上，在返回师留守处的路上，我突然想起今晚上怎么没见到贺大姐呢？难道……。于是，我便心急地向坐在身边的li克农开口问道：“哎！李部长，今晚贺大姐怎么不在家呀？”李部长听我一问，顿时楞了一下，随即掩饰地回答说：“这个一一听说贺子珍同志到苏联养病去了。”我闻言心中一叹，看来有些事情还是朝着原定的轨迹运行，人力也无法改变。
回到留守处，已是夜深。我命令警卫排连夜将车上所运的宝藏搬进一间大房子锁好。但我暗地叫警卫排长在车上留下了约500斤黄金和一箱珠宝首饰之类，作为独立师今后发展的资金。安排好夜间守卫之后，我才放心地去休息。第二天，边区财政部副部长兼边区银行行长m泽民同志亲自带了几个人开了两台车过来，配合我们组织对宝藏的清理和登记。m泽民同志与我在井岗山时期就非常熟悉，两人见了面免不了亲热一番。随后双方开始清理登记，经过一个上午的努力，才全部清理完毕。结果共收获黄金1283斤、白银3687斤、各种珍宝、首饰、玉石、文物4951件。这批宝藏可以说是价值连城。喜得m泽民同志心花怒放，激动地对我说：“陈师长！你真是雪中送炭啊！你可不知道我这个行长现在是囊中羞涩。边区的各项生产、建设资金，还有部队的发展经费等等都找我要钱，愁得我头发都快白了。你这下可帮了我的大忙。真得要好好感谢你！”
“算了算了！你也是为了工作嘛，感谢就不必了。有时间请我喝一歺酒就行了。”我开玩笑的说。
“好！一言为定！”m行长紧握着我的手认真地说道。
送走了m行长一行，我便安排警卫排长派两辆车到边界地区将李营长和小分队接回来。随后，我静下心来，给政委发了一封详细的电报，将西安一行的情况及主席留下我参加六中全会的事告知他。同时将家里的事全部托附给政委。安排好这一切，我便轻松地投入到主席交给我的工作之中。
待车队和小分队起程返回之后，我便随李部长就目前《龙腾计划》展开的有关工作进行了检查和反馈；并对后一段工作进行商讨，作出计划和安排。其后，我便到主席身边帮助整理一些有关召开六中全会的资料。我知道中央这次召开六届六中全会的主要目的有两个：一是为了总结抗战15个月以来的工作，确立抗战即将进入新阶段后的方针任务，二是为了批判和纠正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
抗战初期，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后，党内的右倾投降主义就表现出来。一部分共产党员对国民党的本质缺乏清醒地认识，结果在酝酿合作的过程中，上了国民党的当。如闽粤边游击队负责人何鸣率部接受国民党的改编，在毫无防范的情况下，近千名游击队指战员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缴械。主席将这类现象称为“何鸣危险”，提醒全党特别注意。大革命后期因为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而导致大革命失败，使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革命群命惨遭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血流成河，给人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因此，主席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过程中，就强调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原则。他说，做统一战线工作，就像到大海里游泳，既要放开胆量，又要使自己不被淹死，共产党员做统一战线工作，就要像“制钱”那样，内方外圆，既要有原则性，又要有由原则性决定的适应各种条件的灵活性。他提醒全党务必保持高度警惕，保持党在统一战线中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相对独立性。我记得这些话是主席在洛川会议上讲的。此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尚未正式形成，右倾投降主义还没有成为现时的危险。到了1937年11月，日军先后攻陷上海、太原，大片国土论丧，全国抗战出现了许多困难。这时国内的民族投降主义和共产党内的阶级投降主义又有新的发展。正在这个时候，延安举行党的活动分子会议，m主席应邀作了题为《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讲演。鉴于当时党内和社会上投降主义开始泛滥，m主席明确地提出，在党内在社会上均要反对投降主义。在党内要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在全国，要反对民族对民族的投降主义。如不反对投降主义，就不能变片面抗战为全面抗战，就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m主席把反对投降主义提到相当重要的位置来认识，指出这是关系到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谁领导谁的问题。
m主席的一系列讲话，犹如一副清醒剂，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开始有所认识。然而，十一月七日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后，使问题变得戏剧化和复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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