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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关一战，获得了较完美的结局，令世人瞩目。此役共歼敌12000余人，缴获了大批的美式装备，包括口径达155mm的*炮6门，美式车辆80余辆，俘师长以下8000余人。我军伤亡近4000人。战场又恢复原有态势，第十三军和第五十二军退回秦皇岛一带休整补充，杜聿明则被蒋介石一纸电令召回重庆检讨作战得失。
我的心情当然是十分愉悦。这争夺东北的第一仗，毕竟是意义重大。且莫说政冶意义，就是对部队士气的鼓舞，对东北民心的稳定，也是极为重要的。中央和主席来电，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赞赏。电文中说：“…你们这一仗打得好，打得坚决！也打破了蒋介石企图凭借武力，独占东北的美梦。这一仗也充分说明了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并不可怕，只要勇敢果断，战术灵活，每一仗集中优势兵力、火力，也可整师整团地歼灭敌人。同时，这一仗也使我党在谈判桌上占据了极为有利的地位……。”
在重庆谈判签订的《双十协定》中，并没有把东北包括进去。不知是国共双方的疏忽，还是有意而为之。不过，现在的东北不仅是双方武力争夺的焦点，也是双方谈判桌上争执的焦点，更是国内外关注的焦点。蒋介石的目的很明确，，也就是要凭借“正统”的旗号，堂而皇之地进入东北，以达到独占东北之目的。为此，他籍口说，东北无中共军队，不存在国共双方的武装冲突问题。而这一仗就彻底戳穿了蒋介石的谎言。我党谈判代表在重庆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义正词严地驳斥道：自日军31年侵占东北三省以来，我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民主联军，一直在与日军浴血奋战，直至抗日战争的胜利。根据《波茨坦公报》，中共军队完全有权利收复东北失地。既使是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也明确规定：“承认中国在东北的主权，规定中国军队可以接收苏联撤退的城市。”但并未特别规定只有国民党的军队才能接收。中共军队也是中国的军队，当然有权参加接收工作，这是毫无疑义的。而且，停战协议也没有排除中共军队的接收权。
国民党当局籍口“接收”领土主权，在东北举行对中共军队的公开战争。我东北抗日民主联军被迫进行自卫还击，抵抗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如果国民党不停止进攻，则中共不停止抵抗；若国民党有权在那里进攻，则中共有权在那里自卫；若国民党用武力进攻，则中共也将用武力反击之。中共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停止对东北的进攻，停止增兵。中共希望能用政治协商的方法来和平解决，但决不害怕国民党的武力进攻……。
我党谈判代表理直气壮、底气十足、掷地有声的谈话，得到了中外公正的有识之士的一致赞同。也为我军今后在东北名正言顺地反击国民党军的进攻，做好了充分的舆论准备。
战役结束之后，我指示参战各部一边休整补充，一边认真地进行战役总结，汲取经验教训，为下一次的战斗做好准备。对于俘虏政策，东北局党委已做了决定，并报中央同意，凡校级以上的国民党军官集中看押，校级以下军官及反动顽固的士兵，一律送劳教总队进行劳动改造。而俘虏的普通士兵，则通过政治思想教育和转化工作，尽量地使其自愿参加我军；少数不愿意的予以释放回家。对于俘虏的技术军官与技术人员，我们还是采用了以前的政策。正是由于我们制订和执行了正确的俘虏政策，收到很好的效果。俘虏则成为我军主要兵源之一。
我知道蒋介石、杜聿明必定不甘心第一次的失败，很快会发动下一次进攻。而下一次的进攻会更加猛烈，一定会倾尽全力。所以，我军也必须有周全的准备。我指示防守山海一线的二纵四师进一步加强工事，储足弹药，提高警惕，防止敌军的突然袭击。同时调整了部署，以一纵布防于绥中一带，调二纵五、六师布防于绵州、葫芦岛一线。这样就可迅速集结一、二纵，以应对国民党军突然发动的全力进攻，既便挡不住，也能迟缓敌军的推进，为我军赢得足够的时间，集结兵力，做出部署。我相信，由一纵、二纵我军最精锐的十万大军，一定不会让我失望的。临行前，我对一纵司令员兼政委罗先辉做了一番详细的交代，并委任他统一指挥一、二纵的行动。
十一月二十二日，我顶着越来越劲峭的老北风回到了沈阳。此时，沈阳的重要工厂和重要单位的搬迁已近尾声，大部迁往哈尔滨，一部迁往长春和吉林。原留在中北区的一些单位也迁移到长春和哈尔滨，思玉和儿子他们的单位也迁过来了。原中北区已撤销，成立了晋绥蒙察军区。我们留在山西和张家口的原中北野战军的第三纵队、第七纵队、第八纵队组成晋绥蒙察兵团，坚持原地斗争。骑纵主力则留在赤峰至承德一线，配合冀热辽纵队（后改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七纵队）作战。至此，八路军独立师到中北野战军已完成了它们的历史史命。然而，它们立下的丰功伟绩将永远载入历史的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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