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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的观察,坏人,同一切有毒的动植物一样,是并不知道自己是坏人的,是毒物的。鲁迅翻译的《小约翰》里讲到一个有毒的蘑菇听人说它有毒,它说,这是人话。毒蘑菇和一切苍蝇、蚊子、臭虫等,都不认为自己有毒。说它们有毒,它们大概也会认为这是人话。可是被群众公推为坏人的人,他们难道能说:说他们是坏人的都是人话吗?如果这是“人话”的话,那么他们自己又是什么呢?
根据我的观察,我还发现,坏人是不会改好的。这有点像形而上学了。但是,我却没有办法。天下哪里会有不变的事物呢?哪里会有不变的人呢?我观察的几个“坏人”偏偏不变。几十年前是这样,今天还是这样。我想给他们辩护都找不出词儿来。有时候,我简直怀疑,天地间是否有一种叫作“坏人基因”的东西?可惜没有一个生物学家或生理学家提出过这种理论。我自己既非生物学家,又非生理学家,只能凭空臆断。我但愿有一个坏人改变一下,改恶从善,堵住了我的嘴。
1999年7月24日
送礼
我们中国究竟是礼仪之邦,所以每逢过年过节,或有什么红白喜事,大家就忙着送礼。既然说是“礼”,当然是向对方表示敬意的。譬如说,一个朋友从杭州回来,送给另外一个朋友一只火腿、二斤龙井,知己的还要亲自送了去,免得受礼者还要赏钱,你能说这不是表示亲热么?又如一个朋友要结婚,但没有钱,于是大家凑个份子送了去,谁又能说这是坏事呢?
事情当然是好事情,而且想起来极合乎人情,一点也不复杂;然而实际上却复杂艰深到万分,几乎可以独立成一门学问:送礼学。第一,你先要知道送应节的东西。譬如你过年的时候,提了几瓶子汽水,一床凉席去送人,这不是故意开玩笑吗?还有五月节送月饼,八月节送粽子,最少也让人觉得你是外行。第二,你还要是一个好的心理学家,能观察出对方的心情和爱好来。对方倘若喜欢吸烟,你不妨提了几听三炮台恭恭敬敬送了去,一定可以得到青睐。对方要是喜欢杯中物,你还要知道他是维新派或保守派。前者当然要送法国的白兰地,后者本地产的白干或五加皮也就行了。倘若对方的思想“前进”,你最好订一份《文汇报》送了去,一定不会退回的。
但这还不够,买好了应时应节的东西,对方的爱好也揣摩成熟了,又来了怎样送的问题。除了很知己的以外,多半不是自己去送,这与面子有关系;于是就要派听差,而这个听差又必须是个好的外交家,机警、坚忍、善于说话,还要一副厚脸皮;这样才能不辱使命。拿了东西去送礼,论理说该到处受欢迎,但实际上却不然。受礼者多半喜欢节外生枝。东西虽然极合心意,却偏不立刻收下。据说这也与面子有关系。听差把礼物送进去,要沉住气在外面等。一会儿,对方的听差出来了,把送去的礼物又提出来,说:“我们老爷太太谢谢某老爷太太,盛意我们领了,礼物不敢当。”倘若这听差真信了这话,提了东西就回家来,这一定糟,说不定就打破饭碗。但外交家的听差却决不这样做。他仍然站着不走,请求对方的听差再把礼物提进去。这样往来斗争许久,对方或全收下,或只收下一半,只要与临来时老爷太太的密令不冲突,就可以安然接了赏钱回来了。
上面说的可以说是常态的送礼,可惜(或者也并不可惜)还有变态的。我小的时候,我们街上住着一个穷人,大家都喊他“地方”,有学问的人说,这就等于汉朝的亭长。每逢过年过节的早上,我们的大门刚一开,就会看到他笑嘻嘻地一手提了一只鸡,一手提了两瓶酒,跨进大门来。鸡咯咯地大吵大嚷,酒瓶上的红签红得炫人眼睛。他嘴里却喊着:“给老爷太太送礼来了。”于是我婶母就立刻拿出几毛钱来交给老妈子送出去。这“地方”接了钱,并不像一般送礼的一样,还要努力斗争,却仍旧提了鸡和瓶子笑嘻嘻地走到另一家去喊去了。这景象我一年至少见三次,后来也就不以为奇了。但有一年的某一个节日的清晨,却见这位“地方”愁容满面地跨进我们的大门,嘴里不喊“给老爷太太送礼来了”,却拉了我们的老妈子交头接耳说了一大篇,后来终于放声大骂起来。老妈子进去告诉了我婶母,仍然是拿了几毛钱送出来。这“地方”道了声谢,出了大门,老远还听到他的骂声。后来老妈子告诉我,他的鸡是自己养了预备下蛋的,每逢过年过节,就暂且委屈它一下,被缚了双足倒提着陪他出来逛大街。玻璃瓶子里装的只是水,外面红签是向铺子里借用的。“地方”送礼,在我们那里谁都知道他的用意,所以从来没有收的。他跑过一天,衣袋塞满了钞票才回来,把瓶子里的水倒出来,把鸡放开。它在一整天“陪绑”之余,还忘不了替他下一个蛋。但今年这“地方”倒运。向第一家送礼,就遇到一家才搬来的外省人。他们竟老实不客气地把礼物收下了。这怎能不让这“地方”愤愤呢?他并不是怕瓶子里的凉水给他泄漏真相,心痛的还是那只鸡。
另外一种送礼法也很新奇,虽然是“古已有之”的。我们常在笔记小说里看到,某一个督抚把金子装到坛子里当酱菜送给京里的某一位王公大人。这是古时候的事,但现在也还没有绝迹。我的一位亲戚在一个县衙门里做事,因了同县太爷是朋友,所以地位很重要。在晚上回屋睡觉的时候,常常在棉被下面发现一堆银元或别的值钱的东西。有时候不知道,把这堆银元抖到地上,哗啦一声,让他吃一惊。这都是送来的“礼”。
这样的“礼”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接受的。他一定是个什么官,最少也要是官的下属,能让人生,也能让人死,所以才有人送这许多金子银元来。官都讲究面子,虽然要钱,却不能干脆当面给他。于是就想出了这种种的妙法。我上面已经提到送礼是一门学问,送礼给官长更是这门学问里面最深奥的,须要经过长期的研究简练揣摩,再加上实习,方能得到其中的奥秘。能把钱送到官长手中,又不伤官长的面子,能做到这一步,才算是得其门而入了。也有很少的例外,官长开口向下面要一件东西,居然竟得不到。以前某一个小官藏有一颗古印,他的官长很喜欢,想拿走。他跪在地上叩头说:“除了我的太太和这块古印以外,我没有一件东西不能与大人共享的。”官长也只好一笑置之了。
普通人家送礼没有这样有声有色,但在平庸中有时候也有杰作。有一次我们家把一盒有特别标志的点心当礼物送出去。隔了一年,一个相熟的胖太太到我们家来拜访,又恭而敬之把这盒点心提给我们,嘴里还告诉我们:这都是小意思,但点心是新买的,可以尝尝。我们当时都忍不住想笑,好歹等这位胖太太走了,我们就动手去打开。盒盖一开,立刻有一股奇怪的臭味从里面透出来。再把纸揭开,点心的形状还是原来的,但上面满是小的飞蛾,一块也不能吃了,只好掷掉。在这一年内,这盒点心不知代表了多少人的盛意,被恭恭敬敬地提着或托着从一家到一家,上面的签和铺子的名字不知换过了多少次,终于又被恭而敬之提回我们家来。“解铃还是系铃人”,我们还要把它丢掉。
我虽然不怎样赞成这样送礼,但我觉得这办法还算不坏。因为只要有一家出了钱买了盒点心就会在亲戚朋友中周转不息,一手收进来,再一手送出去,意思表示了,又不用花钱。不过这样还是麻烦,还不如仿效前清御膳房的办法,用木头刻成鸡鱼肉肘,放在托盘里,送来送去,你仍然不妨说:“这鱼肉都是新鲜的。一点小意思,千万请赏脸。”反正都是“彼此彼此,诸位心照不宣”。绝对不会有人来用手敲一敲这木头鱼肉的。这样一来,目的达到了,礼物却不霉坏,岂不是一举两得?在我们这喜欢把最不重要的事情复杂化了的礼仪之邦,我这发明一定有许多人欢迎,我预备立刻去注册专利。
1947年7月
论怪论
“怪论”这个名词,人所共知。其所以称之为怪者,一般人都不这样说,而你偏偏这样说,遂成异议可怪之论了。
我却要提倡怪论。
但我也并不永远提倡怪论。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需要不需要怪论,是完全由当时历史环境所决定的。如果强敌压境,外寇入侵,这时只能全民一个声音说话,说的必是驱逐外寇,还我山河之类的话,任何别的声音都是不允许的。尤其是汉奸的声音更不能允许。
国家到了承平时期,政通人和,国泰民安,这时候倒是需要一些怪论。如果仍然禁止人们发出怪论,则所谓一个声音者往往是统治者制造出来的,是虚假的。“二战”期间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是最好的证明。
从世界历史上来看,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怪论最多。有的甚至针锋相对,比如孟子讲性善,荀子讲性恶,是同一个大学派中的内部矛盾。就是这些异彩纷呈的怪论各自沿着自己的路数一代一代地发展下去,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渊源和基础。
与此时差不多的是西方的希腊古代文明。在这里也是怪论纷呈,发展下来,成为西方文明的渊源和基础。当时东西文明两大瑰宝,东西相对,交相辉映,共同照亮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前途。这个现象怎样解释,多少年来,东西学者异说层出,各有独到的见解。我于此道只是略知一二。在这里就不谈了。
怪论有什么用处呢?
某一个怪论至少能够给你提供一个看问题的视角。任何问题都会是极其复杂的,必须从各个视角对它加以研究,加以分析,然后才能求得解决的办法。如果事前不加以足够的调查研究而突然做出决定,其后果实在令人担忧。我们眼前就有这种例子,我在这里不提它了。
现在,我们国家国势日隆,满怀信心向世界大国迈进。在好多年以前,我曾预言,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当时我们的国力并不强。我是根据近几百年来欧美依次显示自己的政治经济力量、科技发展的力量和文化教育的力量而得出的结论。现在轮到我们中国来显示力量了。我预言,50年后,必有更多的事实证实我的看法,谓予不信,请拭目以待。
我希望,社会上能多出些怪论。
2003年6月25日
做人与处世
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必须处理好三个关系:第一,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第二,人与人的关系,包括家庭关系在内;第三,个人心中思想与感情矛盾与平衡的关系。这三个关系,如果能处理很好,生活就能愉快;否则,生活就有苦恼。
人本来也是属于大自然范畴的。但是,人自从变成了“万物之灵”以后,就同大自然闹起独立来,有时竟成了大自然的对立面。人类的衣食住行所有的资料都取自大自然,我们向大自然索取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怎样去索取?索取手段不出两途:一用和平手段,一用强制手段。我个人认为,东西文化之分野,就在这里。西方对待大自然的基本态度或指导思想是“征服自然”,用一句现成的套话来说,就是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处理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结果呢,从表面上看上去,西方人是胜利了,大自然真的被他们征服了。自从西方产业革命以后,西方人屡创奇迹。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大至宇宙飞船,小至原子,无一不出自西方“征服者”之手。
然而,大自然的容忍是有限度的,它是能报复的,它是能惩罚的。报复或惩罚的结果,人皆见之,比如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臭氧层出洞,物种灭绝,人口爆炸,淡水资源匮乏,新疾病产生,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弊端中哪一项不解决都能影响人类生存的前途。我并非危言耸听,现在全世界人民和政府都高呼环保,并采取措施。古人说:“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犹未为晚。
中国或者东方对待大自然的态度或哲学基础是“天人合一”。宋人张载说得最简明扼要:“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与”的意思是伙伴。我们把大自然看作伙伴。可惜我们的行为没能跟上。在某种程度上,也采取了“征服自然”的办法,结果也受到了大自然的报复,前不久南北的大洪水不是很能发人深省吗?
至于人与人的关系,我的想法是:对待一切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属,还是朋友,都应该有一个两字箴言:一曰真,二曰忍。“真”者,以真情实意相待,不允许弄虚作假。对待坏人,则另当别论。“忍”者,相互容忍也。日子久了,难免有点磕磕碰碰。在这时候,头脑清醒的一方应该能够容忍。如果双方都不冷静,必致因小失大,后果不堪设想。唐朝张公艺的“百忍”是历史上有名的例子。
至于个人心中思想感情的矛盾,则多半起于私心杂念。解之之方,唯有消灭私心,学习诸葛亮的“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庶几近之。
1998年11月17日
我的座右铭
多少年以来,我的座右铭一直是:
纵浪大化中,
不喜亦不惧。
应尽便须尽,
无复独多虑。
老老实实的、朴朴素素的四句陶诗,几乎用不着任何解释。
我是怎样实行这个座右铭的呢?无非是顺其自然、随遇而安而已,没有什么奇招。
“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到了应该死的时候,你就去死,用不着左思右想),这句话应该是关键性的。但是在我几十年的风华正茂的期间内,“尽”什么的是很难想到的。在这期间,我当然既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即使在走独木桥时,好像路上铺的全是玫瑰花,没有荆棘。这与“尽”的距离太远太远了。
到了现在,自己已经九十多岁了。离人生的尽头,不会太远了。我在这时候,根据座右铭的精神,处之泰然,随遇而安。我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态度。
我不是医生,我想贸然提出一个想法。所谓老年忧郁症恐怕十有八九同我上面提出的看法有关,怎样治疗这种病症呢?我本来想用“无可奉告”来答复。但是,这未免太简慢,于是改写一首打油,题曰《无题》:
人生在世一百年,
天天有些小麻烦。
最好办法是不理,
只等秋风过耳边。
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