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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了特殊作用。犹太教教义认为，生活在以色列就等于遵守《托拉》的全部戒律。犹太人还十分推崇“葬回故土”的丧葬方式，其婚礼仪式也明文规定新郎必须面对耶路撒冷或圣殿方向站立。这一切充分说明犹太人对圣地的向往之情。
犹太教拉比不断强化圣殿在犹太人思想意识中的影响，要求犹太人记住圣殿被毁后所发生的重大事件的日期，规定犹太人继续交纳什一税。拉比们更注重用犹太教律法来规范犹太人的生活，竭力恢复巴勒斯坦在犹太人心中的重要地位。对流散地犹太人来说，宗教活动的最大祈望和主要内容是返回故土。他们每天在祈祷词中重复一句话:“吹响我们自由的伟大号角，高举起召集我们流亡者的大旗，我们要从各地聚集到我们的国土上。”许多表面上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也常常在祈祷中表达要收复上帝“应许之地”的心愿。
流散地犹太人不仅向往巴勒斯坦，并且在宗教、政治、经济等方面积极支持和援助继续留居在巴勒斯坦的犹太民族兄弟。这种历史现象源远流长，公元前6世纪“巴比伦囚虏”对复兴巴勒斯坦犹太民族事业做出的重大贡献，名垂史册。他们中的一批宗教领袖亲赴巴勒斯坦，为重建耶路撒冷而奋斗。犹大王国灭亡后，巴勒斯坦成为人烟稀少的荒凉之地。正是在巴比伦犹太人的帮助下，这块地方才逐渐恢复了生气。
公元2世纪犹太人大流散后，继续在宗教和文化上保持与巴勒斯坦的联系，促进了该地犹太人社团的发展。
公元3世纪，巴比伦著名犹太学者拉夫在苏拉建立了神学院，接受了巴勒斯坦大部分学术知识，甚至还引进了一些巴勒斯坦习俗。巴比伦的神学院与巴勒斯坦的圣经学院，虽然各自独立开展研究工作，但通过拉比互访，进行一定的思想交流。《塔木德》的完成应看作是巴比伦与巴勒斯坦犹太学者联手的结晶。《塔木德》主要是由《密西拿》和《革马拉》组成。《密西拿》是由巴勒斯坦犹太族长、犹太教公会议长犹大，哈·纳西领导编纂而成的。而《革马拉》则是由巴比伦拉比们用阿拉米文对《密西拿》的释义和补篇。《塔木德》的问世，是犹太人生活史上的一件大事。在1000多年的流散中，一直指导着流散地犹太人的生活，维护了犹太人的民族和宗教特性。
在十字军征服巴勒斯坦后期，西提和阿克的犹太人社团与侨居埃及的迈蒙尼德的交往，是巴勒斯坦犹太学者与埃及犹太学者密切联系的一个突出事例。迈蒙尼德是12世纪首屈一指的犹太神学家和哲学家，他出生于西班牙的科尔多瓦，以后定居在开罗附近的福斯塔特；他的巨著《密西拿托拉》和《迷途指南》，在犹太民族中和犹太哲学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迈蒙尼德积极关心巴勒斯坦和全世界犹太人的利益。他与西提和阿克犹太人社团的学者和宗教领袖始终保持着联系，并就犹太教律法问题交换信函。
13世纪的纳迈尼德，是又一位关心巴勒斯坦犹太事业的西班牙犹太学者。他亲赴圣地，团结了许多来自东方遥远地区的学者，在耶路撒冷完成了《圣经》前五卷的评注，1270年死于阿克。
犹太人不会忘记埃及马木留克王朝统治时，意大利犹太学者奥巴迪对支援耶路撒冷犹太社团作出的贡献。当时耶路撒冷犹太人的经济凋敝，赋税沉重，即使富人和社团学者也难以为生，犹太教社团领袖纳德汉·肖拉也不得不离开该城。奥巴迪分析了耶路撒冷的形势，对犹太教教义作了精辟评述，建立了耶路撒冷犹太教拉比法令体制，这一体制一直延续到奥斯曼帝国征服巴勒斯坦以后。奥巴迪还亲自主持犹太人的宗教葬礼。由于他的努力，耶路撒冷犹太社团的状况逐步得到改善。
奥斯曼帝国统治巴勒斯坦前半个世纪，萨费德的犹太人在欧洲犹太人帮助下，克服了由于奥斯曼帝国征服而带来的困难，建立了织布和染织业，使该地发展成为重要的工商业城市。16世纪末至17世纪末，耶路撒冷的犹太学者成功地加强了自身的作用，还吸引了东方国家的一些犹太学者，使耶路撒冷重新获得精神中心的地位。
除了宗教、文化、精神上的联系和交流外，流散地的犹太人，在经济上全力支持自己的巴勒斯坦犹太兄弟。
10世纪时，出生于西班牙科尔多瓦的犹太人萨穆尔·伊本·纳格雷拉，是一位宫廷官吏、诗人和军事统帅。他被任命为格拉纳达哈里发宫廷的高官，后升为大臣，为格拉纳达公国的繁荣昌盛作出了贡献。他同时被委任为犹太社团领袖，不仅慷慨解囊为西班牙的犹太人创办教育和慈善事业，还大力地支援巴勒斯坦犹太人。他虽然喜欢西班牙，却一直梦想在犹太人的土地上建立一个独立的犹太国。
19世纪上半期，巴勒斯坦大部分犹太人居住在四个城镇:耶路撒冷、萨费德、太巴列和希布伦。他们在土耳其官员的沉重赋税压榨下难以为生，所以经常得到海外犹太人的资助。
19世纪最后时期到20世纪奥斯曼帝国灭亡前夕，巴勒斯坦犹太人的人数大为增加，1914年约为8．5万人。这时巴勒斯坦的东欧犹太移民，都靠国外犹太人募捐的基金维持生活，基金一年可达10万英磅。当地西欧犹太移民所获救济金，由犹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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