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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元璋便将邵荣等拘禁起来，召集诸将商讨处置办法。
这一方面是向大伙表明，自己念及战友之情，不忍立刻诛杀之；另一方面也想看看诸将的态度，让大家选择站队，毕竟邵荣在名义上还是自己的副职，诸将的副统帅。
常遇春第一个表明立场:“荣等凶悖，一旦忘恩义谋为乱逆，不利于主公，将害及我等。纵主公不忍杀之，我等义不与之俱生！”力主杀掉邵荣。
常同志这一发言，就等于定了调子，就算还有想替邵荣说几句话的，也不敢再多嘴了。毕竟，保一个将死之人于己何利？于是，大伙齐声说杀。
朱老大见众人态度如此坚决，心里也很满意。
于是“命具酒食饮食之，涕泣与（邵荣等）诀，皆就诛。”作秀成分自不必说，或许也有几丝伤感。
需要说明的是，《明实录》中的记载是不能尽信的。
对于邵荣谋反的问题，有的人认为这是朱元璋清洗郭子兴旧部的一种继续，而且他分明使的是“打草惊蛇”、“请君入瓮”之计——故意惊动邵荣，迫其作乱，而自己则早已做好了应对的准备，专等邵荣往圈套里钻，最后再抓个现形。
另外，也有其他史料上记载说，邵荣被抓后有悔恨之意。当朱元璋质问邵荣等人时，说道:“我与尔等同起濠梁，望事业成，共享富贵，为一代之君臣。尔如何要谋害我？”
邵荣则回答说:“我等同年出外，取讨城池，多受劳苦，不能在家与妻子儿女相守同乐，所以举此谋。”有点避重就轻，将责任归咎于朱元璋，但也在暗示自己是一时糊涂，并无真正反心。
朱元璋请他饮酒，他却不喝，只是追悔而泣。是赵继祖却很认命，他呼喊着对邵荣说道:“若早为之，不见今日猎狗在床下死。事已如此，泣何益？”他认为应该早下手除掉朱元璋，否则，也不至于落到今日兔死狗烹的下场。
朱元璋本想给他们留条活路，“禁锢终身，听其自死”。
但常遇春却强烈反对:“邵荣等反得成，岂肯留我等性命？妻子亦没为奴婢。上位有天命，其事败露，乃天诛之也。今反留之，是违天也。勿教后人仿效。遇春心实不甘。”这样一番话，言之凿凿。
最后，朱元璋便命人勒死了邵荣等人，并抄了他们的家。
总的来说，这次事件，表面来看是邵荣谋反伏诛，实则还是朱元璋对革命队伍内部的一次清洗。
邵荣一向不是朱元璋的嫡系，至正十九年五月朱元璋出任左丞相之前，邵荣与他曾是平级的，只不过朱元璋掌握着军事指挥权罢了。在郭氏兄弟被除掉后，邵荣便掌握了原郭子兴的旧部，队伍内部的派系之争便延续下来。
对于身居朱元璋之下，邵荣很不甘心，他们之间的矛盾迟早是要爆发的。《国榷》中对这一状况也进行了说明:“彼渡江旧勋，俱鱼服之侣，臣主未定，等夷相视。见兵柄独握，未免为所欲为耳。”朱元璋与邵荣等人皆奉龙凤政权号令，并无臣主名分。当朱元璋一路由平章、左丞相而至于吴国公后，邵荣的心里就愈加不平衡。
而朱元璋对此自然也早有觉察，并有防范。他既借刀杀了郭氏兄弟，势必会有人不服；而且邵荣的存在，本身也是对朱元璋权威的一个巨大挑战。
至于邵荣等人为什么会选择至正二十二年七月谋反，显然跟之前浙江、江西的那几次叛乱有关。此时朱元璋根基动摇，邵荣便携平定处州之威，向朱元璋发难。
另外，邵荣之前一直没有敢于轻举妄动，或许也是在等待有利时机。到了至正二十二年时，他不能再等了，因为朱元璋正在脱胎换骨——之前，邵、朱二人名义上都是小明王的臣属，可到了这年，小明王的政权眼看就要灭亡，而朱元璋却大有自立之势。一旦朱元璋称王，名分一定，那么就回天无力了。所以，他只得仓促动手。
在大明开国后，邵荣的功绩，基本就被选择性抹去了（有兴趣的，可以参看《邵荣事迹钩沉》一文）。
在连遭叛乱的危急关头，朱元璋仍然不忘清洗内部，以断臂求生式的狠辣来换取对全军的绝对掌控，这就是他的高明之处。这点与他日后大肆屠杀功臣宿将可谓是如出一辙。
5、血染的风采
至正二十三年，对于朱元璋的事业来说，也是最关键的一年。在坐观时局之后，朱元璋预感到天下形势的深刻变化。
所以，这年一开春，朱老大便重申屯田之令，他传谕诸将士:“兴国之本，在于强兵足食。昔日汉武帝以屯田定西域，魏武帝以务农足军食，定伯兴王，莫不由此……数年以来，屯田并未见多大功绩。唯康茂才所屯得谷一万五千余石，以给军饷，尚余七千石。而其余地方，所获甚寡。今以后诸将宜督率军士，及时开垦以收地利，庶几兵食充足，国有所赖。”
就这样，各地驻军都被迅速动员起来，且战且耕，将士们转眼间俨然为了农夫，到处一片春耕景象。
不过，祥和的田园景象还是被很快被打破了。
在南线无所作为的张士诚此时又打起了北线的主意，这年二月，张士诚便派出了吕珍前往攻打小明王、刘福通所在的安丰1。
安丰城内不过是一群红巾军的老弱病残，实在难以抵挡张家军，于是小明王不得不向朱元璋求救。
这时，刘基刚从家里赶到应天，力阻朱元璋去救援安丰，他说:“应天这边陈友谅、张士诚都在伺机进犯，我大军不能轻动。”而且小明王也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真要救回来，又往哪里摆呢？
但是朱元璋主意已定，他认为:第一，如果不在北线狠狠教训一下张士诚，那么张士诚就会愈加猖狂起来；还有，张家军若夺了安丰一带，就会同元军的势力连成一片，那时张士诚就可以从东、北两面，对应天政权形成半包围态势。
第二，通过前几次，陈友谅已经被自己打疼了，尚须时日恢复，一时间并不可能有大动作。
第三，援救小明王，不仅可以让自己得到一个好名声，也可以将小明王完全控制起来。
不过，北线毕竟是四方敌人云集的地方，因此不能只命一支偏师北上。为了好好教训一下张士诚，朱元璋遂不顾他人的再三劝阻，亲率20万主力大军北援安丰。
1今安徽寿县，约在南京的西北面四百里处。
三月，朱元璋率领着右丞徐达、参政常遇春等到达安丰一带，此时刘福通已经被杀，小明王则突围来到了朱元璋军中。不过有史书上记载刘福通此刻并没有死，而是后来同小明王一起被朱元璋设计所害。
当时安丰城已经被吕珍部所占据，吕珍听说朱元璋大军赶到，连忙部署防御，准备拼死反抗。
朱元璋麾下元帅汪某先行发动攻击，不料反遭吕珍部的围攻。于是朱元璋急命常遇春“以兵横击其阵”，结果吕珍这个常遇春的手下败将还是没长进，竟三战三败，只得退出了安丰。
坐镇庐州的左君弼虽然是陈友谅方面的人，但在对付朱元璋这点上，他们却是与张士诚一致的。于是，左君弼便出兵来援助吕珍，结果也被常遇春所击败。
朱元璋见教训张士诚及救主的目的已经达到，便急忙赶回了应天。不过，他留下了徐达并命其围攻庐州，因为左君弼部对于应天的威胁也很大，而此刻，安丰已被一伙元军乘机占领。
小明王最后被安置在了滁州，本来他就是徒有虚名，《国榷》中记载他:“决事于左右，日捕鱼斫鲜为乐，筑樊楼，歌舞不绝，自称樊楼主人。”不过是个寄兴游乐的公子哥儿。
然而，这边刚刚到家的朱老大还没坐稳，西线就传来消息:陈友谅大军直逼洪都，已将整座城团团围住。
其实，陈友谅早就憋着一口恶气！近两年来，他被朱元璋打得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连丧土地，若这样下去，要不了多久，他姓陈的就得玩完了。另外，经过几次对朱部的大战，他更明白:在南方地区作战，拥有一支强大的水军是必不可少的。
上次龙湾之战的失利虽有偶然，自己的水军并不弱，但朱元璋的水军之强大给他留下了惨痛的印记。这一次，为了扭转战局，为了占尽水军的绝对优势，蓄谋已久的陈友谅不惜血本，倾尽全力，打造了一支空前强大的“无敌舰队”——这支舰队中的数百艘主力舰比从前的那些什么“混江龙”、“塞断江”等体形还要巨大，“舰高数丈，外饰以丹漆，上下三级，级置走马棚，下设板房为蔽，置橹数十其中”，以至于每层上的人说话其它层竟听不到，包括船体、橹桨都是用铁皮包裹了起来。
对此，陈友谅是非常自信，“自为必胜之计”，报仇血耻的时刻就要到了。
为了表明自己的决心和激励将士们的斗志，陈友谅特一同装载着自己的“家属、百官，空国而来洪都城。”
这一年是闰三月，陈家军包围洪都时已是四月份。
有人也许会问:为什么陈家军首战选择洪都，而不是趁虚直捣应天？
在我看来，陈友谅选择这样的进军路线是为求稳妥。上次他进攻应天时，江西大部还在自己手里，无后顾之忧，如今他只有先行拿下洪都，并以鄱阳湖地区为基地，然后东下，才觉得更有把握些。
另外，洪都毗邻鄱阳湖，且是江西的腹心，也正好发挥陈家军的水师威力。反正，在陈友谅看来:取洪都势在必行，也易如反掌。
相对于上次的奇袭应天，这一次他能达成所愿吗？
洪都在鄱阳湖西面不远处，与鄱阳湖之间有水路（赣江）可以贯通。前面已经说过，鉴于太平城失守的教训，洪都城靠江的一面在加修时特意向里缩了三十步，如此一来舰船就无法迫近登城了。
陈友谅此次动员了几乎全部力量，总兵力为60万人。虽然这个数字值得怀疑，但除开家属、有关随员后，至少也不下于40万。
而朱元璋部当时的总兵力估计在40万左右，与陈部旗鼓相当——当然，陈皇帝留守后方的估计仍有不下十万余人。
所以，当陈友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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