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社台柱——贺衷寒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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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咏尧、王懋功、王陆一、谷正纲、谷正鼎、康泽、段诗园、梁干乔等30多人为理事。因为蒋介石也到过苏联，为壮大留俄同学会的声誉，推举蒋介石为名誉会长，又选举贺衷寒为理事长，段诗园为总干事。在成立大会之前，曾发生一番明争暗斗。当时，黄埔军校出身的留俄学生有50多人，连同复兴社的共计100多人，他们自命为留俄同学会的主干，急欲得到理事长一席，以便控制这个组织。但是，非黄埔军校出身和非复兴社分子的留俄学生人数也不少。他们想以改组派的谷正纲或比较超然的王陆一任理事长。经过一番争斗，最后才决定以贺衷寒为理事长，以改组派的段诗园为总干事。总干事是负实际责任的，所以，留俄同学会的活动并不完全受贺衷寒的控制。但贺衷寒并甘心，为扩大本系统的实力，他又有与邓文仪召集留俄学生，对他们加以劝导和利诱。因此，许多留俄学生都被他们拉入了军队党务、政治系统。

    贺衷寒一贯以黄埔系和复兴社的唯一理论家和指导者自居。他不仅到处演讲，撰写文章，利用他主办《前途》月刊大肆进行反共宣传，而且还参与了组建中国文学会、成立中国电影制片厂，并在南昌主持新生活运动的开展。他的著作虽不多，可长篇大论的演讲却不少。他对于“蒋介石教义”阐发和注疏，也自命为第一人。如他写的《新生活运动的意义》一文，就为蒋介石提供的所谓“礼义廉耻”，作了当时颇受某些人称道的注解。他说：“礼者理也，循规蹈矩，谓之礼；义者宜也，舍己济人，谓之义；廉者守也，安分守己，谓之廉；耻者疵也，刺激奋发，谓之耻。”这就是说，要人循规蹈矩，又能舍己济人；安分守己，又能刺激奋发。总之一句话，就是“只能服从，不能反抗”。

    贺衷寒写文章或演讲，都不像邓文仪那样只是一大串语无伦次、乱七八糟的口号堆积，而是要咬文嚼字，力求说出个自以为深奥的道理来，如他在《国民革命与国家统一》一文中说：“一个国家的统一，不仅是国土的统一，一定要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是统一的，才算是真正的统一。中国在军事上的不统一，原因是由于国民革命的组织中充满了个人主义而失去了三民主义的思想。中国的个人主义被两种态度所维系：一是地方主义，一是家族主义，两者都是建筑在感情上的个人主义。”“我们要以民族主义来反家族主义，要以民权主义来反地方主义，要以民生主义来反整个的个人主义。”“要求中国军事的统一，便是要做到军权、军令和军政的统一，也就是‘舍国家无政治，一切权力属于国家’”。“统一的力量源于信仰，信仰包含有两种意向，从抽象方面说，信仰在于主义；从具体方面说，信仰在于领袖，换句话说，信仰领袖，才能达到统一。”他的其他文章，也大都如此。从1933年到1937年间，贺衷寒每年出版一册《一得集》，打着“救国”、“统一”、“复兴民族”的招牌，宣扬“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独裁理论和“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的政策。

    由于贺衷寒极力拥蒋介石反共，所以，1935年11月当选为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次年1月被授予陆军少将军衔，10月又晋升为陆军中将，并获四等云麾勋章。贺衷寒凭着他的资历、能力、势力和蒋介石的器重，在复兴社中自居于第一把交椅，发言表态都始终处于权威地位。

    复兴社的第一任书记是滕杰。他资历较浅（黄埔四期生），能力也弱，并且和贺衷寒的私交很好，所以有事必先与贺衷寒商量。不久，滕杰去职，由贺衷寒继任。贺担任复兴社书记后，因狂妄自大，常以黄埔领袖自居，使蒋介石不满，所以后来被外调豫鄂皖三省剿总政训处长，复兴社书记一职由萧赞育代理。复兴社第三任书记是酆悌。他是留欧派首领，在黄埔学生中被认为是较有才能的一个，但此人个性乖僻，每以“特立独行”自负，与各派摩擦日甚。1935年贺衷寒回南京后，便联合留日派将他赶下台。随后，复兴社的书记长由刘健群接任。但刘不是黄埔出身，被人称为“螟蛉子”，贺衷寒就更不把他放在眼里了。1936年邓文仪从苏联回国后，被任命复兴社书记长。但他曾因彻查南昌机场纵火案不实获咎，蒋介石撤销了他一切公开职务。后来蒋介石考虑到某些原因，又重新起用邓文仪，将其外放苏联任驻苏武官。邓文仪东山再起后，格外谨慎小心，再加上他与贺衷寒关系甚密，所以大事小事均由贺衷寒定夺。这样，在1936年西安事变之前，贺衷寒在复兴社中便始终是首屈一指的尖端人物。

    能写善辩，精于权术，善于组织；常以黄埔领袖自居，骄傲自大。西安事变时坚决主张进兵“讨伐”张、杨和轰炸西安，被蒋介石认为居心叵测，被骂得失声痛哭

    贺衷寒从黄埔军校时起，就积极追随蒋介石，可称得上蒋介石的得意门生。由于他办事有一股狂热，能写善辩，精于权术，善于组织，因而在黄埔学生中享有相当高的声望，被称为“黄埔三杰”之一。但他不知功高震主，常以黄埔领袖自居，骄傲自大，使得蒋介石也不得不对他设防再三。

    贺衷寒早年曾游览岳阳西南洞庭湖中的君山。当他得知彼山为秦始皇南巡泊停而得名时，便给自己起了个号为君山。从那时起，他就立志要到社会上去闯一番秦始皇的事业。进入黄埔军校后，他又十分羡慕和崇敬蒋介石，希望有朝一日能像蒋介石那样掌握兵柄。1927年他在杭州任黄埔军校第六期北迁学生总队长时，就想从此转入带兵。这一点倒是承袭了他的“领袖”和“校长”的衣钵。但是，蒋介石看透了他不好驾驭，就偏不让他去当带兵官，而只让搞政训工作。贺衷寒既然跳不出蒋介石的手心，便集中全力搞他的政训系统，成为政训系统的总头子。于是，他以此为资本，俨然以黄埔系的政治领袖自居。

    最初，他曾与陈诚深相结纳，互相标榜，私许陈诚为未来的军事领袖；不用说，他自己就是未来的政治领袖了。可是后来陈诚愈爬愈高，渐渐就不把他放在眼中，而且日益疏远。之后，他又和胡宗南互相表示推重，一个以黄埔系的军事领袖自居，一个以黄埔系的政治领袖自许。他对于黄埔系其他掌握实力的将领，则以政治指导者和老大哥的身份，因人而宜，用各种方式方法普遍进行结纳，借以巩固自己的声望和地位。在复兴社中，他也自居于第一把交椅，视其那些“太保”为应该听话的小兄弟。他认为胡宗南既管军队，自己在复兴社中就应该当仁不让，作主称尊。

    贺衷寒每以复兴社和黄埔系的唯一理论家自居，又是湖南派、留俄派的首领。按理说，像他这样一个有资历、有能力、有势力的人物，应该是无往不利的了。可是，贺衷寒在蒋介石统治时期，并不算怎样得意。原因在于贺衷寒虽在复兴社中具有相当的势力的人物，无奈这个组织是蒋介石亲自掌握的，酆悌、康泽、戴笠等人又都直接承命于蒋介石，特别是戴笠和康泽又都掌握有各成独立系统的实权，这就使得贺衷寒无法实现其把持操纵野心。并且蒋介石也早就看透了贺衷寒的个人野心，所以复兴社书记一职总是不断换人。这也就是蒋介石用人的一种手段，即调来调去，使你不能在某一方面生根滋长，以至于尾大不掉，不利于他控制。所谓“人主之心，臣安可不知也！”贺衷寒也并非不了解蒋介石，只是没有办法罢了。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消息传来，复兴社和黄埔系内部人心惶惶，像一群热锅上的蚂蚁。贺衷寒与亲日派何应钦秘密勾结，发动170余名青年将领通电“讨逆”，坚决主张进兵“讨伐”张、杨和轰炸西安。他还怂恿复兴社书记长邓文仪召开会议，通过了以武力解决西安事变的决议案，并以黄埔同学会的名义，一致拥护何应钦暂代陆海空军总司令，负“讨伐张、杨叛逆”之总责。同时，他又与邓文仪等一起，收编了在南京失业的中央各军校毕业生，发起和组织了300人的“讨逆赴难团”。他认为这样做，会对他面面有利：如蒋介石万一被释，则可得“勤王”之功；若蒋介石“驾崩”，又可成为拥何继位的元勋，所获亦必不小。岂料由于中共的调停，张、杨终以大局为重，释放了蒋介石。何应钦遂以窃篡嫌疑，险遭不测；贺衷寒亦被蒋介石认为居心叵测，立遭冷眼。

    据说，蒋介石回到南京后，一见到何应钦就声色俱厉地说：“敬之，我还未死，你就要当领袖吗？”在杭州，一见贺衷寒就破口大骂，骂得贺失声大哭，蒋介石忿恨地说：“你哭，滚出去哭！”从此，贺衷寒便一蹶不振，与何应钦一样，都成了仅有虚位的幕外人物。何、贺获咎，是因为在西安事变期间，他们的活动都已为戴笠所注视。蒋介石获释后，戴笠就在蒋介石面前告密和倾陷。所以，贺衷寒虽有复兴社加黄埔系的双重身份，但阴狠猜忌成性的蒋介石是不会放过他的。

    他对蒋介石观察入微，正因为如此，所以蒋介石虽疑忌他，也还是用他；他虽怨恨蒋介石，也还是服从蒋介石

    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对贺衷寒便冷落起来，1937年6月，蒋介石派他赴欧美考察军事、政治、经济，此举明显含有放逐之意。直到“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贺衷寒才奉命回国，仍任军委会政训处处长，是军官训练团教育委员会委员。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之后，在武汉成立军委会政治部，陈诚出任政治部部长，周恩来任副部长，贺衷寒任政治部秘书长兼第一厅厅长。他以政治部秘书长的身份，终日与周恩来及第三厅厅长郭沫若明争暗斗。

    1938年7月，蒋介石将复兴社并入新成立的三民主义青年团，并亲自兼任三青团团长，贺衷寒先后担任三青团临时中央干事、中央干事会常务干事及中央组织处书记长等职，同年秋，他随军委会政治部迁往重庆。此后，由于他不愿与共产党协调合作，便辞去政治部所有职务，在重庆蛰伏一时。1939年，他曾奉蒋介石的命令任西北慰问团团长，前往延安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实情。

    1940年春，贺衷寒住在重庆，除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外，未有任何公职，心境颇为不佳。适逢陈诚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兼湖北省府主席，邀他前去恩施小住，以作顾问性质，这才聊以慰藉。

    1941年，贺衷寒闲居于重庆李子坝，整天无所事事，有一次，他请曾任中国文化学会总会书记长的萧作霖吃腊狗腿。萧作霖醉后大发牢骚，痛骂蒋介石昏暴。贺衷寒此时也醉眼迷离，竟对萧作霖说了一番真心话，他说：“你哪里知道，蒋介石先生‘暴’则有之，‘昏’则完全不然。你没看到他的统驭术的绝顶高明吗？他一向抓得很紧的是军队、特务和财政这三个命根子。他这三个命根子各有一套他最亲信的人替他看守；同时又让这三种力量互相依赖、互相牵制，而只听命于他一人。这三个方面的每一方面，又都各有三个鼎足并峙的力量，使其互相牵制。军队方面是陈诚、汤恩伯和胡宗南；特务方面是戴笠、徐恩曾和毛庆祥；财政方面是孔祥熙、宋子文和陈氏兄弟。他们之中谁也不敢有所挟持而无所顾忌。所有这些人，除了孔、宋是他的至亲外，其余又都是浙江人，连宋子文的原籍也是浙江，可以说，都是他极亲信的人了，可是他对这些人都还有个防而不备、备而不防，难道这还算是‘错’！他对我们湖南人，尤其是懂得点政治的湖南人，是绝对不放心的。像复兴社这样的组织，他也只是一时利用一下子，等到他已被捧成了绝对的独裁领袖，当然就不再要这个组织了。因为他唯恐复兴社发展到一旦难以驾驭的地步；尤其是这个组织的高级骨干又多数是湖南人，这也是他所难以放心的。他的运用和打算，都是有极高明的权术的，你还骂他‘昏’！可见你还是年轻不大晓事，你自己才是有点昏。”

    贺衷寒的这番话，虽然夹杂着一些牢骚气味，但他对蒋介石的观察，应该说是入微的。当然，贺衷寒在反共这个根本方向和维护国民党统治上，与蒋介石是完全一致的。正因为如此，所以蒋介石虽疑忌他，也还是用他；他虽怨恨蒋介石，也还是服从蒋介石。

    1942年4月，贺衷寒被任命为国民政府行政院国家总动员委员会人力组主任。9月又改任社会部劳动局局长，后来又兼任《扫荡报》（后改称《和平日报》）社社长，主持抗日反共宣传工作。时人针对他的工作拟了一副对联：劳而无功，动辄得咎；横额：如何了局。他苦笑道：“这算是笑我没有成就，也是好意同情我的任务艰难。总之，评论由人评论，但我只得努力为之。”

    1943年，贺衷寒担任行政院社会部政务次长。1945年5月，贺衷寒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次年3月选为中央常务委员。1946年11月，贺衷寒作为国民党代表参加伪制宪国民大会，并任主席团成员。

    1947年6月，人民解放军开始战略反攻，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国民党大批有生力量被歼灭。蒋介石要使用西北胡宗南大军，而驻兰州的马步芳、马鸿逵却不与胡合作，因而派贺衷寒代表国防部赴西北担任宣慰任务，调解胡宗南与二马的关系，要他们积极合作剿共。可是，二马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正在积极处理、运藏搜刮来的金条，根本不与宣慰团照面。调解任务无法完成，贺衷寒只好电告国防部，怅然而归。

    1947年7月，贺衷寒任中央训练团（团长蒋介石）办公厅主任。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贺衷寒追随蒋介石，积极参加反共反人民的内战。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被迫宣布“引退”，贺衷寒也随即辞职，后随蒋介石逃到台湾。

    1950年，贺衷寒任台湾国民党交通部长。1954年任“总统府”国策顾问、国民党中央设计委员会委员长。1965年任“行政院”政务委员。1969年3月任国民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中央评议委员。1971年响应蒋介石号召，辞去国民党中央部长职务后，仅任国策顾问，比较清闲，戒除烟酒，注重保养身体，争取年寿。除阅读诗书外，勤习瑜伽术。对于英、俄、日、德诸国文均能阅读。

    1971年5月9日贺衷寒因胃癌去世。死后被在阳明山养病的蒋介石追赠为一级陆军上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