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尼苏达州,赫明福德县,194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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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上午十点钟,我已经在店里待了一个小时。跟往常一样,我先在里屋对好账目,接着逐一走下每条过道,确保货架整洁,打折商品也没有摆错。商店后方的过道里有一小堆摆成金字塔形的杰根斯面霜没有放好,倒进了一堆象牙香皂里,正当我重新摆放这堆面霜时,我听见尼尔森先生说:“请问有什么事吗?”他的声音古怪而生硬。
接着他尖声叫道:“维奥拉。”
我手上没有停,一颗心却猛跳起来。尼尔森先生很少直呼妻子的名字。我继续把面霜搭成金字塔形:最下面一排摆五罐面霜,接着摆四罐,三罐,两罐,最顶端放一罐。我把剩下的面霜放在展台后面的架子上,又把被撞下来的象牙香皂换成了新的。收拾完以后,我站在走廊里,等待着。有人在低声说话。过了一会儿,尼尔森太太叫道:“薇薇安?你在吗?”
收银台旁边站着一个身穿蓝色制服、头戴黑檐帽的西联公司员工。电报只有寥寥几句:“战争部长38遗憾地通知您:卢克·梅纳德于1943年2月16日不幸阵亡。如有进一步详情,您将随后获得通知。”
我听不见送电报的西联员工说了些什么。尼尔森太太哭出了声。我摸着肚子——孩子。我们的孩子。
接下来几个月,我收到了更多消息。一架飞机在舰队的航空母舰上坠毁,“德国仔”和其他三人因此丧生。没人能救他,飞机砸在他身上散了架。“卢克当场阵亡,没有受苦,希望这一点能让你感到宽慰。”与“德国仔”同船的战友吉姆·达利写道。后来,我收到他的一盒私人物品:他的手表,我写给他的信,一些衣服,还有那个克拉达十字架。我打开盒子,轻抚每一件东西,然后合上盒子,放到一旁。只怕要过很久很久,我才会再戴上那条项链吧。
当初“德国仔”并不打算把太太怀孕的消息传遍基地。他说,他很迷信,可不想招来霉运。吉姆·达利的吊唁信是写给一位妻子,不是写给一位母亲的。
随后几个星期,天色还没有亮,我就已经早早起床工作,重新整理了店里的商品,定做了一个又大又新的店门招牌,雇了个学设计的学生装饰了橱窗。尽管大着肚子,我还是驾车去了明尼阿波利斯市,逛了逛各大百货公司,记下它们如何陈列橱窗,颜色款式上又有哪些潮流还没有传到我们那里。我还订了轮胎内胎、太阳镜和沙滩巾,以便迎接夏季。
莉莉和小艾带我去影院,去看戏,去吃晚餐。墨菲太太定期请我去喝茶。一天晚上,我从灼痛中惊醒,心知去医院的时候到了。按照跟养母说好的那样,我打了个电话给尼尔森太太,收拾好小包裹,她驾车把我送到了医院。分娩花了七个小时,最后那一阵痛得如此撕心裂肺,我寻思着自己的身子会不会被劈成两半。剧痛让我哭出了声,而我一直为“德国仔”藏在心中的眼泪也一起夺眶而出。我再也忍不住悲伤,忍不住痛失所爱、孤零零一个人的凄凉。
很早以前,我就知道,失去不仅大有可能,而且不可避免。失去一切,将一段人生抛诸脑后,重新开辟新天地——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此时此刻,我深深地、莫名地认定,人生一次又一次给我这种教训,一定是我的宿命无疑。
躺在医院的床上,我百感交集:悲痛铺天盖地,美梦支离破碎。我为自己失去的一切痛哭失声:一生挚爱,家人,还有我居然胆敢梦想的未来。那一刻,我做了一个决定:我不能再经受这一切了。我不能再把一颗心全交给人,却只落个失去他们的下场。我再也不愿意经历一次失去某个令我爱得痴狂的人,绝不。
“好啦,好啦。”尼尔森太太担心地挑高了嗓音,“如果一直这样下去,你会……”她说的是“把眼泪哭干的”,我听见的却是“会死掉”。
“我希望死掉。”我告诉她,“我已经一无所有了。”
“你有这个宝宝。”她说,“为了宝宝,你要坚持下去。”
我扭开头。我使劲用力,过了一会儿,宝宝降生了。
在我怀里,小丫头很轻很轻,金色的头发稀稀拉拉,清澈的双眸犹如水中石子。我累得头晕,搂住她,闭上了眼睛。
我还没有告诉任何人,甚至没有告诉尼尔森太太,我将会做些什么。我轻声对宝宝耳语了一个名字:梅。梅茜。跟我一样,她也是一个已逝香魂的化身。
随后我采取了行动。我把她送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