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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狗。鲲鹏、燕雀、西施、丑女和刍狗，在道的面前没有区别。
所以，东施效颦，是可笑的；燕雀认为鲲鹏不该飞得那么高、那么远，也是可笑的。因为对于道来说，万物一律平等（以道观之，物无贵贱），这就叫“齐物论”。[27]
这样的道，有情还是无情？
不好说。但可以肯定，庄子的活法与老子不同。在老子看来，既然认定天择物竞弱者生存，那就必须装傻充愣，装聋作哑，讨好卖乖。只不过，阴谋家装叫韬晦，有钱人装叫低调，老百姓装叫卖傻，但都是“装孙子”。
总之，谁会装，谁就活下去。谁笑在最后，谁就笑得最好。这就是老子的生存之道。
庄子却从来不装。庄子说，你看那野猫和黄鼠狼，装出谦恭的样子匍匐在那里，其实是想捕捉小动物。结果怎么样呢？一头撞进了兽夹和罗网。[28]
人也一样。聪明的自以为是，弱智的斤斤计较，雄辩的盛气凌人，嘴笨的里八嗦，正所谓“大知（智）闲闲，小知间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29]
但共同特点，是忘了本真。
结果呢？小人为利，士人为名，大夫为了家国，圣人为了天下，都丢了性命。[30]
想想这真是何苦？
生活就该真实而自由。所以庄子说，不要做名人，不要做谋士，不要做负责人，不要做青年导师。这些头衔、符号和责任，都是害人的。[31]
那该怎么活？
腰上绑只没有用的空心大葫芦，在江湖上飘；有一搭没一搭地在河边钓鱼，钓不钓得到无所谓；或者到无人的旷野找棵大树，在它旁边转悠，在它下面睡觉。[32]
这样的活法，就叫“逍遥游”。
显然，庄子的“逍遥游”，与老子的“为之下”，是两种活法。活法不同，即道不同。道不同，就不相与谋。老和庄居然都是道家，也算一个奇迹。
那么儒家呢？
中庸与反调
道家讲道，儒家讲德。
德的最高境界，是中庸。孔子说——
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33]
那么，什么是中庸？
中，就是不走极端；庸，就是不唱高调。
第一句话好理解。孔子有句名言，叫“过犹不及”。也就是说，一件事情做过头了，等于没做到，弄不好还会更糟糕。怎样才对？不缺位，不越位，不过头，不掉队。凡事恰到好处，就是中庸之道。[34]
就说做人。
做人很难。一个人，质朴是好的，真诚是好的，坦率也是好的。但，如果一点修养都没有，就会粗鄙、粗俗、粗鲁。这在孔子那里，就叫“质胜文则野”。相反，如果太讲修饰，过于文雅，便难免装腔作势，显得虚伪。这在孔子那里，就叫“文胜质则史”。
那又如何是好？
文质彬彬。
彬彬，就是文质兼备，一家一半，配合适宜。这条原则不但适用于文雅与质朴，也适用于文与武、刚与柔，以及一切矛盾对立的双方。因此孔子说——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35]
这就是“中”。
再说“庸”。
有一次，有人问孔子：以德报怨，怎么样？
孔子反问：何以报德？
也就是说，你拿恩德回报了仇怨，请问，又拿什么去回报恩德？当然，你也可以“以德报德”。但，恩德和仇怨都用恩德回报，公平吗？
不公平。
当然，以德报怨和以德报德，未必矛盾。因为一个人的恩德，并不见得都回报了仇怨。问题在于，这样一种道德高标却不是大多数人能做到的。做不到，又提倡，那就是唱高调了。唱高调的结果，是只能造就伪君子。[36]
但，以德报怨做不到，以怨报怨也不能提倡。因为以怨报怨的结果，是冤冤相报，恶性循环，没完没了。这就有了一个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办？
孔子说了八个字——
以直报怨，以德报德。[37]
以直报怨，就是你认为应该怎么回报，也能够怎么回报，那就这么回报。这种回报，可能是以德报怨，也可能是以怨报怨，还可能是既不德，也不怨，干脆不报。至于是哪一种，全看应不应该，能不能够。
这就大家都能做到了，因此是“庸”。
庸，就是不唱高调。
于是我们要问，以德报怨，是谁的主张？
老子。[38]
那么，老子是唱高调吗？
不，反调。
的确，老子也是不唱高调的。他的主张，是水往低处流，人也往低处躲。这又岂能是高调？
却又恰恰是反调。
这种反调，《老子》一书中比比皆是。比如大家都说弱肉强食，他说弱者生存；都说应该阳刚，他说不如阴柔；都说男尊女卑，他说女人更有优势；都说与时俱进，他说最好退回原始时代。总之，无论什么话，都是反着的。
正话反着说，在老子那里就叫“正言若反”。因为反话看似有悖常理，却其实顺乎天道，这就是老子的思想方法。[39]
因此，上德不德，大义无义，多情无情。
这些都是反调。
但，唱反调是为了得正道。因此，既不能讲以怨报怨（这是正调），也不能讲以怨报德（不是正道），只能讲以德报怨。以德报怨，报的是怨，得的是德。
这就是天道。
可惜天道远，人道近，因此孔子要讲以直报怨。可见孔子说中庸，是因为讲人道；老子唱反调，是因为讲天道。那么，有没有天道和人道都讲的呢？
当然有，荀子就是。
君子当自强
荀子发言时，百家争鸣已近尾声。
争鸣是从墨子批儒批孔开始的，这是春秋与战国之间的事。但墨家学派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并未能真正撼动儒家的根基。墨家之后，儒家的主要对手是道家。战国早期，有老子；战国中期，有庄子。孟子虽然与庄子同时，却批墨不批道。他既没跟庄子过招，也只字不提老子。如果没有荀子，争鸣很可能就会不了了之。
荀子却要来算总账。[40]
我们知道，荀子是先秦儒家第三位大师。作为战国晚期的思想家，他很希望做一次总结性发言，何况儒家思想也需要与时俱进。历史的使命，就交给了荀子。
那么，荀子要回答什么问题？
天道与人性。
这恰恰是孔子不讲的。子贡就说，从没听老师提过这两个话题。其实准确地说，孔子是讲天命不讲天道，懂人心不讲人性。为什么不讲？值得琢磨。[41]
先看什么是天命。
天命，包括天和命。命，有两种。一是性命，二是命运。前者表现为生与死，后者表现为贫与富、贵与贱、穷与达。贫富，指有钱没钱；贵贱，指地位高低；穷达，指有路没路。大道康庄就叫达，走投无路就叫穷。
那么，命由谁定？
生死、贫富、贵贱、穷达，都看天意，这就叫“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既然如此，那就听天由命。因此，孔子虽然讲天命，却只关心命，不关心天。[42]
不关心天，当然也不讲天道。
问题是你不讲，人家讲。老子讲，庄子也讲，还讲得头头是道。这就让儒家在争鸣中落了下风。
事实上，只讲是什么，不讲为什么，并不能满足人们的好奇心，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于是，到战国晚期，荀子就代表儒家来讲天道。
荀子讲天道，跟道家一样吗？
有异有同。
相同之处，在于都是“以天道说人道”；不同之处，则在于对天道的理解。道家的理解，是“天道无为”；荀子的理解，则是“天道自为”。荀子说——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43]
这里面的意思非常清楚：自然界有自己的规律，并不以社会的集体意志或某人的个人意志为转移。荀子说，天，不会因为人们害怕寒冷，就没有冬季；地，也不会因为人们害怕遥远，就不再广阔。那么，一个君子，难道会因为小人吵吵嚷嚷，就停止行动了吗？当然也不会。
由此，荀子得出结论——
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君子有常体矣。
道，就是规律；数，就是法则；体，就是标准。也就是说，天有恒定的规律，地有恒定的法则，君子有恒定的价值观，也有恒定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
天、地、人，都自为。
对！是自为，不是无为。这就既接过了道家的思想武器，又与道家划清了界线。
那么，君子的常体又是什么？
自强。
荀子说，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就在于君子“敬其在己者”，小人“慕其在天者”。也就是说，君子最看重的是属于自己的东西。他尊重自己的不懈努力，从来就不凭空指望自然界的恩赐，这才能天天向上。整天盼着天上掉馅饼，那是小人的想法。
也许，这就是荀子的生存之道：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奋发图强；与其听天由命，不如自力更生。
这当然很励志。
于是，它在后来便变成了一种民族精神——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44]
没错，天自为，则人自为；天行健，则人自强。这就是荀子思想的逻辑结论。荀子之后，有《易传》，有董仲舒，有“天人合一”，都不是偶然的。
只不过，这是后话。
死期就在眼前
荀子之后，是韩非。
韩非是荀子的学生。
虽然生逢乱世，荀子的人生态度总体上是乐观的。他甚至这样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
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45]
意思很清楚：对于自然界，与其推崇而思慕，顺从而赞美，盼望而等待，不如把它当作牛马来豢养、控制、利用和役使。人，是可以成为世界主人的。
呵呵，与天奋斗，其乐无穷。
韩非就没有这么乐观。
在韩非看来，人的生存其实很难。而且，真正难对付的不是天，而是人，尤其是身边那些居心叵测笑里藏刀防不胜防的人。因此，每个人的生存都如在丛林。无论你贵为王侯，还是贱如蚁民，都如此。
比如某厨师。
有一次，晋文公吃饭，膳食官端来的烤肉上却缠有头发。文公震怒，叫来厨师说：你想噎死寡人吗？
这当然罪无可恕。
好在那厨师沉得住气。他磕着头说，小人该死，死罪有三：刀磨得飞快，却只切得开肉，切不断头发；用铁钎穿肉，却只看见了肉，没看见头发；把肉放在火上烤，却只烤熟了肉，没烧掉头发。小人真是罪该万死！
这就明摆着是有人陷害他了。幸亏文公不糊涂，下令调查，那厨师才算躲过一劫。
某美女，就没那么好运。
这美女大约是魏襄王送给楚怀王的，楚怀王一见便宠爱有加，王后郑袖也跟她亲如姐妹。郑袖拿出各种漂亮衣服和奇珍异宝让她挑，比怀王对她还要好。
怀王很高兴，说郑袖堪比忠臣孝子。
美女也很感动，觉得郑袖真是个好姐姐。
有一天，美女和郑袖聊天。
美女问：姐姐你看我还有哪些地方不够好？
郑袖说：妹妹你真是国色天香，只是大王不太喜欢你的鼻子。如果遮住鼻子，就更加楚楚动人了。
于是那美女一见怀王，就以袖掩鼻。
楚怀王莫名其妙，便问郑袖：这新来的美人，怎么见了寡人就捂鼻子？郑袖装模作样地说：臣妾不知。楚怀王一定要她回答，她这才说：那姑娘嫌王上口臭。
结果可想而知，这美女从此没了鼻子。
倒霉的还有李季。
李季是燕国人，喜欢旅游，却不知太太在家偷情。有一次他提前回家，却看见一个陌生男人披头散发裸奔而出。李季问太太和姬妾：这人是谁？大家都说：没有什么人。李季说：难道我活见鬼？大家又都说：正是。
结果，是李季被浇了一身狗血。[46]
这样的故事，韩非讲了很多。但要说明的道理却只有一个，那就是人心险恶。人，是世界上最可怕的动物。如果不明白这一点，你的死期就在眼前。
所以，无论君王还是草民，生存之道都不是也不能是老子的示弱，庄子的逍遥，孔子的中庸，荀子的自强，或者墨子的行侠，孟子的仗义。
那该是什么？
防范。尤其是防范身边的人。
这可是一门技术活。因此韩非的书中，便讲了大量的方法和案例，比如人臣欺君窃国的“八奸”，人君丧权失位的“十过”。这些都主要是说给王侯们听的。毕竟，《韩非子》一书可是国王培训班的教材。
当然，这些方法和案例都是术，更重要的还是法，即制度。制度从来就不可或缺。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文明。周公他们为华夏文明奠基，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建立制度。问题是到战国，这些制度早已崩溃。那么，我们应该恢复旧制度，还是建立新制度？
这又牵涉到对人性的理解。正是在制度和人性这两个问题上，孟子、荀子和韩非意见分歧。他们的各抒己见和针锋相对，是诸子的最后争鸣，也是极其重要的争鸣。
那就来看他们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