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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情景在几个月前是无法让人想象的，即使是刘伯温本人在几个月前也从来没有想过他会独自一人跪在朱元璋面前，给老天一种卑躬屈膝的印象。刘伯温早已知道他和朱元璋亲密无间的历史已经接近尾声，但只是在他孤零零一个人跪在朱元璋面前时，他才对这段历史的尾声有了切切实实的感觉。
他心里清楚得很，朱元璋要的就是这个：刘伯温老老实实地跪在自己面前，请求自己拯救他的灵魂。他要把刘伯温从导师的讲台上拉下来，成为自己的跟班。
如果这种理想无法实现，朱元璋就会愤懑，甚至会七窍生烟。当这种理想实现的时候，朱元璋本来应该高兴，可他的欣喜只是电光石火一闪而过，随之即来的是恐惧。这种恐惧很好理解，他发现刘伯温已经发现了他的心思。这种心思在刘伯温到来之前，并不牢靠，恍恍惚惚。现在，这种心思清晰起来：他暂时还离不开刘伯温，帝国初成，人员混杂，还有很多事需要刘伯温的指导；但他不希望刘伯温再扮演指导他的角色，至少在表面上，刘伯温现在应该是他的幕僚，而不是他的导师。所以，他必须要在不动声色中压制刘伯温。让他恐惧的正在这里，当刘伯温那衰朽的身躯渐渐地矮下去，最后跪在他面前时，他发现，刘伯温早已洞悉了他的心思。
朱元璋在恐惧之后，忽然又恢复了良好的心情，按他的想法，刘伯温洞悉了他的想法也最好不过，他将继续保持自己“打压”刘伯温的行动，第一步就是要刘伯温明白：他刘伯温只是个幕僚，他所有的功劳其实都是朱元璋的功劳。
在那个阴冷的下午，朱元璋用威严的语调命令刘伯温站起来，然后又用柔和的语调问刘伯温，您功勋卓着，希望要个什么爵位？
刘伯温有点恶心。这是一种弱智似的试探，刘伯温的祖辈都被封为郡公，甚至他的老婆也被封为郡公夫人，在封这些人的爵位时，朱元璋从未问过刘伯温一句话，偏偏到了刘伯温自己时，他居然破天荒地问了刘伯温有什么意愿。按我们的想法，这难道还用问吗？刘伯温的夫人已经被封为郡公夫人，刘伯温不可能是国公和县公，他只能是郡公。这就好似皇后的老公肯定是皇帝，而不是王爷一样。朱元璋这种弱智似的试探只有一个目的：你刘伯温注定是郡公这一虚封爵位了，其他的你就不要想。但是，郡公虽然是虚封爵位，你有资格领取吗？
刘伯温并没有消化朱元璋带给他的恶心，而是马上就作了回答。这一回答正是朱元璋要的最佳答案。刘伯温说：“皇上您得天下乃是上天的意思。我怎么敢贪天的功劳，您对我家人的封赏已经浩荡无比，我知足得夜不能寐，所以，我什么爵位都不要！”
朱元璋很满意，几乎是喜出望外。不过，他是个得了便宜就卖乖的人，或者说，他是个疑心如海洋般壮阔的人。在这之后，他几次三番征求刘伯温的意见，要他选一个爵位。刘伯温每次都坚定地拒绝，并且说：“我回来并非是为了爵位，而是为您排忧解难来的。”他很认真地说，“皇上您有什么忧虑，请告诉臣下，为臣竭忠尽智，为您效劳。”
朱元璋眼珠乱转，随后就皱起了眉头。刘伯温等着他的“忧虑”，可朱元璋的眉头很快就舒展开了，竟然还笑了一下，说：“先生新丧娇妻，我自作主张为您张罗了一个。”刘伯温不知这是何意，正要琢磨这是不是一次新的试探，朱元璋又说话了：“先生不要胡思乱想，你为我的王朝贡献了全部心力，为你找个女人理所当然。”
刘伯温神经过敏。他确信这又是一次试探，他无法判定这次试探的内容是什么，可他能判定这次试探的绝不是好色。所以，他马上就应承下来，设想在几天内思考出朱元璋这次送他老婆的背后目的。
这位女士姓章，有倾城倾国之貌，所以刘伯温很快就和这位章女士如胶似漆，几乎把朱元璋送给他老婆的背后目的忘记了。实际上，他就应该忘记。在这件事上，朱元璋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相反，他认为刘伯温年老体衰，需要一个人照顾。这种在古代把一个妙龄女子送给一个衰朽的老头，正如我们今天送给腿脚不灵活的老人一个轮椅一样。它本身是一种关心，是一种体贴，充满了人情味。
朱元璋这样冷冰冰的政治机器会对一个人关心，说明他必然有求于人。随着1369年新年新气象的来临，刘伯温的官职也有了新气象。他被任命为资善大夫御史中丞（正二品）兼太子赞善大夫，这是新瓶装旧酒。其实他在这一时期的主要角色还是朱元璋的顾问。
朱元璋有求于刘伯温。他所求的事和李善长有直接关系，其实，这件事牵扯住的所有人物都在刘伯温最后的人生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这件事发生之时也是刘伯温悲剧命运的序幕被拉开之日。
刘伯温论相
每当李善长想起刘伯温时，肺里马上就会升腾起一股硫黄味。1368年阴历十一月，当刘伯温重新回到他的视线中时，他的鼻子几乎歪到一旁。实际上，在他心里，刘伯温的分量远没有别人想得那么重。他对刘伯温只是愤怒，没有嫉妒，也没有恐惧。他从来不担心刘伯温会抢了他的宰相位子，也更没有嫉妒过刘伯温横溢的才气。因为他知道他想要的是什么，他也知道他能得到什么。他最想要的是权力，或者说是享受权力，他得到了，而且是刘伯温抢不走的。他远不如刘伯温那样对朱元璋的阴暗明察秋毫，他只明白一点，朱元璋会帮他保住宰相的位子。他只需要明白这一点就足矣。
刘伯温的回归在李善长看来是回光返照，他没有证据证明自己的论点，可直觉就是告诉了他，刘伯温这次回来，必定会重演上次灰溜溜离开的那一幕。他在1369年有件和刘伯温无关的烦心事，这件事就是，有几个人对他坐在宰相办公室中很不满意。这几个人的名字叫杨宪、凌说、高见贤、夏煜。
杨宪是太原人，1356年投奔朱元璋，因办事干练，成为朱元璋的亲信之一。他后来一直充当使者出入张士诚和方国珍政府，获得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1368年，朱元璋的新中国成立，杨宪被任命为副宰相，成为李善长的助手。
凌说和杨宪一样，投奔朱元璋后也很快就成为朱元璋的亲信，他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功绩就是，在朱元璋派他去侦缉朱文正时，他带回了“确凿无疑”的证据：朱文正要造反。
高见贤和夏煜几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他们投奔朱元璋后，由于脑袋灵光、办事干练，都成为朱元璋的亲信，并在朱元璋的政府中担任要职。
表面上看，这四人没有什么联系。但只要稍熟悉明代特务政治的人，一眼就能看出，这四人都是特务出身。
杨宪、凌说、高见贤和夏煜在1368年之前的官职都是“检校”，检校是明代顶级特务组织锦衣卫的前身。1359年，也就是刘伯温出山的前一年，朱元璋在自己的草台班子政府中设置了一个神秘的机构，这个机构的工作人员被称为检校，其实就是特务。检校的前期工作是对敌人进行渗透和侦缉。比如杨宪就曾多次以使者的身份到张士诚和方国珍政府里进行窃取情报的工作。随着朱元璋的敌人越来越少，他的政府越来越稳固，检校们的工作重心开始转移到南京城中大小衙门官吏的不公不法上来。
杨宪、凌说、高见贤和夏煜是这些检校中出类拔萃的人，特别是杨宪，有着强大的观察力和联想力，在抽丝剥茧上无人能及，而且从不放过任何一条线索。朱元璋就曾当众表扬过这些检校们：“有这些人在，正如我有恶犬一样，能使人怕。”
我们仅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些“恶犬”的神秘可怕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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